昨天，在人民网偶然看到李捷做客人民网的视屏，谈正确评价毛泽东是非功过。李捷是毛泽东研究权威之一，也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主要撰写者之一。《传》这部1800多页的著作，我认真通读过两遍，摘要翻阅就不知道多少遍了。第一次通读的时候，我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个评价：本书李捷执笔部分远好于其他人撰写部分。后来在一个偶然机会，看到李捷写的一篇关于该部著作的撰写过程和他本人对毛泽东的印象。我记得最深刻的是这样几句话：这部著作以真实资料为依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然，许多资料现在还不便披露，这不是因为它们对毛泽东本人不利，而是对其他人不太好（大意）。自那以后，凡是他写的关于毛泽东的文字，在网上只要见到我都要看一看。前些日子，他们一干人在广东召开“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讨论会，李捷在致辞中说，中央文献出版社将陆续组织出版更多可靠的史料，对当前社会上诬蔑诋毁毛泽东的言论，进行反击。如此种种让我对李捷深有敬意。但遗憾的是，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完李捷这次访谈的全部视屏，感到比较失望。前段时间，胡德平组织北京的“乌合之众”召开纪念《决议》的座谈会，提出必须守住《决议》关于文革的底线，不容任何人质疑文革是一场民族浩劫！如果说胡德平眼高手低，只能瞎嚷嚷，未必知道怎样守护这条底线，那么可以说，李捷不仅知道怎样守护而且实际上完美无缺一丝不苟的替胡德平守住了这条底线：毛泽东晚年错误从大跃进开始一直延续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给民族造成巨大灾难。这一观念正是《决议》灌输给中国公众的——虽然决议也有所谓“客观评价”毛泽东晚年功劳的文字，甚至对某些无法回避的文革中取得的实际建设成就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正如李捷现在做的那样。现在，为毛泽东“翻案”要求正面评价毛泽东的晚年功绩，纠正关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说”的呼声日高，胡德平因乃父是毛泽东“晚年错误说”的主要炮制者之一，他又坚持乃父的衣钵，被左翼确立为右派，自然惊恐万状，但想维护其父辈确立的底线，凭他的力量显然不可能。此时，李捷从左翼里站出来，借正面评价毛泽东的功劳，守住这条底线，却很容易就做到了。这就是我对李捷这个访谈的整体性评价。这再次让我坚信，现在体制内本无左右，老百姓里说左右的人多了，便有了左右，这实际上是老百姓们自欺欺人。现在的左右本是一个集团，内部分赃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会有人借用毛泽东为他们确立的政权合法性来强化自己一方的实力，仿佛就成为了左派，而一旦内部妥协达成，他们会一致对付老百姓，这时他们就又把酒言欢，无所谓你左我右了。这些年来，诬蔑诋毁毛泽东的总源头在哪里？就在《决议》。首先，《决议》给一切和毛泽东有个人恩仇的人、学术骗子以及美国势力为代表的“和平演变”推销员们，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激发了他们共同一致的行为：从毛泽东的公共政治生活到毛泽东纯个人的家庭情感生活各个层面对毛泽东进行诋毁诬蔑，目标是从打破毛泽东这个偶像入手，颠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注意不是任何别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次，《决议》划定了一条红线，党内、体制内任何人不得为晚年毛泽东的错误辩护，否则不换思想就换人。曾是副总理的陈永贵的遭遇可以说明一切。1979年，《决议》尚未形成，大寨就受到胡耀邦们的公开批判，陈永贵意识到中国将发生非同寻常的变化，他特别地回昔阳主持了昔阳县第七次党代会（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两个多月）。面对1100多位代表，陈永贵先是例行公事的祝贺大会圆满成功，之后，他拿讲稿的手就颤动起来，脸色也凝重起来，随后他摘下帽子，沉静的注视会场，脱离会议议程，提议“为已经逝去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默哀”。默哀完毕，代表们抬头看时，陈永贵在主席台上老泪纵横。他忍者悲痛说：“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牺牲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头。陈永贵自此以后，再没有回过大寨（资料来源，光碟：一个农民的传奇——陈永贵人生沉浮录）。跟随他起家的所有干部（有的已是部级省级干部），除了极少数与时俱进，换了思想者之外，其他人全部遭受政治上或者组织上的清除，有的还进了监狱。有了陈永贵的这个遭遇，谁还敢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辩护？体制内和党内又会有几个人会去对诋毁诬蔑毛泽东的言论进行反击？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和巩固自己的权利，一些人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放纵对毛泽东的诋毁诬蔑。历史地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决议》都没有从任何意义上，取到维护毛泽东威信和尊严的作用。
在这样的一个大历史背景之下，李捷一方面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尊严，一方面又要守着《决议》的底线，他能两全其美吗？显然不能。只要他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说一百年不动摇，那么其义正词严反击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罪”，煞有介事说“错误”和“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其慷慨激昂驳斥说毛泽东私人生活并非如谣言说的那样腐朽不堪，毛泽东没有得淋病，又有什么价值呢？有哪一个像我这样的严肃的思考者会相信这类垃圾，需要李捷来帮助清理？严肃的思考者只是真诚的期待有能够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人如李捷者，敢于站出来直面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抛开政治偏见，本着“独立之精神”，给毛泽东晚年一个合适的历史定位，去给年轻的、求知的、代表中国未来的大学生们一个正确的引导！这些“无知的”青年大学生所需要的，绝对不是李捷避重就轻的垃圾清理工作！而那些本来就别有用心的人又怎么会接受李捷的垃圾清理呢？更加荒唐的是，李捷把改革以来“亲爱的妈妈”因为政治偏见，主观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控，治国方略上犯下了大本大源的错误，从而造成青年人对于革命史的淡漠，对于革命史的文化传统置若罔闻，轻描淡写归结于党史工作者和大学党史教育老师们“文风问题”。这是在为谁开脱罪责呢？为了纠正“文风”，开展别开生面的革命史教育，李捷甚至提议用动漫搞党史宣传，用网络游戏搞革命史知识的普及推广！这正是拉出的屎臭却毫无道理怪罪蹲茅坑的方法错了。
在这样的一个大历史背景之下，李捷一方面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尊严，一方面又要守着《决议》的底线，他能两全其美吗？显然不能。只要他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说一百年不动摇，那么其义正词严反击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罪”，煞有介事说“错误”和“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其慷慨激昂驳斥说毛泽东私人生活并非如谣言说的那样腐朽不堪，毛泽东没有得淋病，又有什么价值呢？有哪一个像我这样的严肃的思考者会相信这类垃圾，需要李捷来帮助清理？严肃的思考者只是真诚的期待有能够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人如李捷者，敢于站出来直面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抛开政治偏见，本着“独立之精神”，给毛泽东晚年一个合适的历史定位，去给年轻的、求知的、代表中国未来的大学生们一个正确的引导！这些“无知的”青年大学生所需要的，绝对不是李捷避重就轻的垃圾清理工作！而那些本来就别有用心的人又怎么会接受李捷的垃圾清理呢？更加荒唐的是，李捷把改革以来“亲爱的妈妈”因为政治偏见，主观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控，治国方略上犯下了大本大源的错误，从而造成青年人对于革命史的淡漠，对于革命史的文化传统置若罔闻，轻描淡写归结于党史工作者和大学党史教育老师们“文风问题”。这是在为谁开脱罪责呢？为了纠正“文风”，开展别开生面的革命史教育，李捷甚至提议用动漫搞党史宣传，用网络游戏搞革命史知识的普及推广！这正是拉出的屎臭却毫无道理怪罪蹲茅坑的方法错了。
会有左翼会说我太苛求李捷了，他受到当前说话语境的限制，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诚如开篇所言，直到看过这个访谈，我对李捷是充满敬意的。我很认真分析了这个访谈，文字也看过两遍，他其实根本没有受到语境的限制，而是非常本能地全盘接受了《决议》，非常真心真意的相信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说”，无比虔诚敬佩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病态的相信他们的伟大光荣正确。他上来就从五个方面肯定了毛泽东的贡献，这给对毛泽东心怀好感的一般听众和接触史料不多的左翼心理上一个强大冲击波，一下子拉近与他们的情感距离，解除了他们的心理防范和独立思考的武装。李捷本可以顺着“五大成就”的思路，一直下去，避开插入赞美刘邓以及其他人的不相干内容，而不会给任何人任何政治不正确的把柄，做一个很有深度的毛泽东晚年评价。可是，他是几乎本能地、自觉自愿地，把一个本来为毛泽东辩护的访谈，搞成一个为刘邓辩护并歌功颂德的访谈。众所周知，对毛泽东建国前的成就，无论左右都无法挑出重大毛病，而所谓“晚年错误”，几乎就是围绕和刘少奇在政治层面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发生和发展的。现在底层民众因为惨痛的现实，痛定思痛，重新审视毛泽东晚年尤其文革，自发全力为毛泽东辩护，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人皆清楚，李捷显然也十分清楚，所以才这样的本能地、自觉自愿地，借为毛泽东辩护之机，为其他人开脱罪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捷这回是做了一个高级说客，不露声色当起了改革开放路线的卫道者。他说：“事实证明，刘少奇同志不是修正主义者，不是走资派。但毛主席当时就是这么认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这样的评论，拿到现实里对照起来看，有一文钱的价值吗？有一毫克的真理性吗？这是在为毛泽东辩护还是在为刘少奇辩护，为什么样的路线充当卫道士，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换句话说，这是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还是在维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少数人的利益，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杨澜“国门一开”的言论，激怒了中国社会底层网友，招来骂声一片，她可能还真以为中国现在人人都和她一样富有，真的没有童工，但是李捷也不知道有童工吗？
“大跃进”就算是个错误，那么为什么错误要由二线的毛泽东付全责，一线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整个经济内阁谁都没有错误？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许多人已经清楚了刘少奇在彭德怀问题上所发挥的恶劣的作用，知道了整个庐山会议的大致过程，甚至也知道了在1962年7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过“谁都可以平反，但彭德怀不能平反”这样的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捷在毛彭之间有无个人恩怨上下功夫，说什么“不是因为毛岸英的死造成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私恨，才导致毛泽东打到彭德怀，而是因为彭德怀批评了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才要打到彭德怀”。这弹出的依然是臭名昭著的老调，是把庐山会议的真相隐瞒起来，用他的“正确的方式”，告诉大家的确是毛泽东，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要打倒彭德怀（彭德怀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彭德怀是否牵扯到其他问题，暂且不论）这是为哪个尊者讳言呢？当然是为刘少奇这个尊者和他后来的代理人。更为暧昧的是，关于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左翼人士甚至都能从历史发展的特定条件出发，对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切人的错误，宽宏大量加以原谅，质疑的并非是有无饿死人，而是有无“饿死3千万人”。李捷肯定是能接触到关于这一事件的最真实的具体材料，完全有能力有数据在不经意中告诉大家真相，可是他只强调了“饿死很多人”，就是不告诉大家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继续给听众留下，甚至故意给听众制造“饿死3千万人”的想象空间。这是为毛泽东“有错而不是有罪”做辩护而该作的分说么？不是。我以为，这只会引发更深的认识混乱，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
李捷还从“毛泽东犯错动机是好的”这个幼儿园和小学生的“方法论”
（“好人还是坏人的二分法”）着手，为毛泽东的“错误而不是罪”作辩护，试图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和他归纳的毛泽东的“五大成就”完全割裂开来，仿佛它们是两个独立系统里独自发生的事，彼此之间没有内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当实在割裂不开的时候，他就说成就是“亲爱的妈妈”集体抵制和克服了毛泽东的错误的干扰的结果。这是在搞历史评说吗？一个国家领袖在犯有被人确立为“罪”的所谓全局性“错误”的时候，却能成就使一个百年积弱积贫的国家，彻底摆脱列强奴役成为现代世界强国之一的“五大成就”，这说得通么？我是真心实意的期盼现在有人也能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建立类似的“五大成就”，或者直接把台湾拿回来了，把美国打趴下了，把三农问题解决了，把两极分化，把腐败，把黑社会都铲除了。有谁敢拍这个胸脯吗？所以说，这个“晚年错误说”，我看是正可以用孔庆东的“三妈”来骂一骂的。
毛泽东在建国不久就确立了“打扫房子后再请客”（先巩固政权再谋求打破美国集团的封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无非是他心系中华民族安危，心系中国黎民百姓前途，想让中国早点强大起来，想让中国老百姓别再受内外反动派的欺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执”太过强大，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拼了老命来打扫房子，来请客。老人家辞世的时候，房子打扫了，客也请过来了。这里有什么错误？如果毛泽东的“错误”正在1959年被彭德怀纠正，或者1962年被刘少奇们“纠正”而淡出中国政治舞台，那么李捷概括的“五大成就”立马就化为乌有。莫说“五大成就”失去，就是国防方面的这一项成就不存在，中国早在20年前，就已经再次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了，绝对不只是一个内部“新三座大山”、黄赌毒、贪污腐化这些事情祸乱中华这么简单的问题——虽然这一切也必然同时降临；也就没有今天这帮酒囊饭袋的庙堂人士，到处喷粪，为毛泽东“评功论错”。当今中国，除了底层老百姓还有基本的智力和良知，因而有权利给毛泽东评功论错之外，其他人谁还有这样的智力、良知和权利？黑天鹅开会，讨论起白天鹅的错误，说白天鹅的错误就在于其羽毛是白的而不是黑的，这不荒唐吗？燕雀们给鲲鹏开会论错，一开口就说鲲鹏的错误就在于其宏伟巨大，一展翅就是9万里，燕雀们终生也飞不到那么高那么远，这种错误不可饶恕，这难道不是燕雀们的没有自知之明吗？
文化大革命是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焦点，这一场思想与文化的革新运动，被以上的燕雀们和黑天鹅们，标记为一场造成浩劫的政治闹剧，其思想史意义被轻易的否定了。政治在这里被确立为学术标杆，政治定性取代了学术裁判，具体表现为《决议》成为学术尺度。毛泽东一贯倡导“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场深刻的思想和文化的革新运动，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整个过程又受到来自党内外的各种干扰，在当时造成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社会混乱，例如在北京高级干部子弟知道他们的老爹们有下台的危险的时候，就组成“联动”为非作歹，大肆杀人放火，犯下了滔天罪恶。这些在某些人授意下干扰文化大革命的行为，掩盖了文革本身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充分表达，给后来的政治斗争的胜出者（他们正是当时打着红旗反红旗，干扰文革进程的人）贬损文化大革命，诬蔑其为一场政治浩劫提供了口实。这些人其实是深刻领会了毛泽东“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教导，所以，他们掌握政权之后，迫不及待搞出一个政治上的《决议》，来统帅一切。
然而，浩劫标签是否正确，要看其标示货物到底是什么。打开包装，货物与标签不符，是修改标签还是抛弃货物？这显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李捷却把它搞成了一个复杂问题。可以说改革30年是一个启封包装，验明文化大革命这一货物实质内容的过程。现在已经验明了。李捷做的不是抛弃标签，或者修改标签，而是坚持认为货物不对。可惜文革这件货物属于历史，货物是不能更换的，只能更换标签。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标签，文革是浩劫的标签，已经被改革开放证伪，必须更换为“毛泽东晚年正确”，“文革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政治层面而言，毛泽东为文革树立了一个“无形的”敌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就隐藏在党内，党的中央也有。文革后，否定文革者出示的最大的证据就是党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不幸的是，无论李捷怎样强调“刘少奇不是走资派”，但其衣钵继承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刘少奇就是走资派，以他为总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仅当时就存在着，现在也还盘踞在党内的各级关键位置。
文化大革命到底何以发生是许多人试图回答的。就主观动机起源上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就其思想动力源而言，有外因说，有内因说。外因说认为是受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俄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儿子，中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孙子。反动文人关于法国大革命是暴民政治的故事新编，是要通过清算法国大革命来清算文化大革命。一切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说的，坚持文化大革命浩劫说的，与这些反动文人是一丘之貉。我坚持内因说，认为文革是源自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法国大革命无关。法国大革命对近代以来世界具有其他任何革命所不及的特殊影响。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受到它一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影响主要是吸收其某些思想元素，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政治革命受外界的影响往往较强，而思想文化的革命，因为本土的原因要远大于外来思想的原因。
追索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和文革的近代思想史起源，都很容易追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那时，毛泽东就已经确立了中国文化大本大源的改造：“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文革正是动天下人之心，是毛泽东因救亡（反帝而争民族独立）而押后数十年的“动天下人之心”的伟大构想的全面实施。我国历史自1840年以来，具有明显的不连贯性。如何因应外部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侵入，无人能解决，是毛泽东解决了。文革从一个方面讲显然是源于自身安全需要应对外部力量的一次行动，是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后，在社会主义基地上文化重建的浩大工程。这个工程不可能回避外部力量的冲击，也不可能抛弃一切传统的东西，必然是在传统和外部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获得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文革正是毛泽东为此而做的努力，其思想动力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就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而又不失现代性。所以我们看到文革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显然不是一个经济或者政治的概念，“洋为中用”还可以肤浅的解释为借鉴人家的科学技术，重弹“西学为用”的老调，但是“古为今用”则是只能是从传统文化层面来解释，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改造之而为现代中国所用。毛泽东的应对具有超时代性。文革的思想文化价值，却掩埋在“反修防修”这样的政治口号中，人们庸俗的解释了“反修防修”，而又完全把文革的改造传统文化的意义置之不理。今天，政权因为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得到了实惠，苏联和东欧的事变没有发生在中国，显然是得益于文革在政治层面的防范。几年前，当不会有人敢于正面肯定毛泽东的这一举措，而现在政权因为否定毛泽东晚年后造成的合法性危机，高强度显示出来，体制内的个别官员和学者，就敢于做出有限度的正面评价。这是一个进步。可是，不能满足于从此一个角度实用主义地阐释文革。文革文化方面的辐射力，可以从“文化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看到一些影子。文化体制改革当然不是文革的再现——虽然有些人有此联想。但是，它暗示了一个问题，由于毛泽东的超前的预防，搞出了以原子武器为轴心的现代国防体系，使西方的军事霸权不能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西方改变了战略，让文化霸权代替军事霸权，代为攻城略地，在各国内部引发事变，促成政权更迭。这正说明了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高瞻远瞩。有人说毛泽东比他们多看了50年，这实在是他们太过自我高看而贬损了毛泽东。毛泽东比他们多看的是5千年，五万年，怎么是50年？毛泽东看到西方军事霸权难以为继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要从文化上入手，于是加以防范，为中国建设文化高点。当时，许多西方国家指责中国输出革命。为什么毛泽东治下一个贫穷的中国，可以输出革命，面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取攻势？而没有了毛泽东的中国，即使经济上已经相当富足，却只能接受被输出革命？面对同样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只能取守势？还应对失措？显然，毛泽东输出的“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革命或者军事革命，而是寓含在政治革命中重建民族独立和文化独立的国家意识。这是毛泽东输出的革命的实质！是理解毛泽东晚年正确和文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今天，提出文化制度改革的人，看到了事物的一些表象，想模仿一点毛泽东的东西，但他们终归看不到本质，也就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公然举起革命的大旗。合作化时期，毛泽东说邓子诙裹足不前，不敢顺应农民要求，大搞合作化，是“小脚女人”，现在这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始作俑者，何尝又不是小脚女人呢？且看他们的文化体制改革如何拯救中国的文化，如何应对西方的文化打击吧。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有“三年说”和“十年说”。对文革内容的解读，决定了对文革起止时间的界定。三年说，依据的是疾风暴雨的动荡为依据：从《五一六通知》，到《我的一张大字报》，红卫兵运动，上海一月风暴，武斗，夺权，军管，最后大乱到大治，九大刘少奇靠边，“权力斗争”告一段落，文革结束。这一思路无形之中肯定了文革是一场权斗，突出的是其表面状态的政治色彩，忽视了其文化和思想史意义。十年说，则是以《决议》为依据，把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革到毛泽东1976年逝世，粉碎四人帮，确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作为文革时间段。这一判定，注意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文革中的核心指导作用，但把文革中的种种问题，都归结于这一理论的错误，这显然掩盖了许多东西，让文革变成了一幅漫画，李捷的在这个访谈中做出的解读就是这样的一幅政治漫画，怪不得他还设想用动漫和网络游戏来搞革命史教育，看来这里有其个人思想的深刻根源，不只是一个教育的方法选择问题。
毛泽东研究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毛泽东晚年正确，尤其文革的神启性正确性，更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然而，直到今天世界上并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的学术重镇。国内因为政治的禁忌，一切研究都还是在《决议》的政治框架里进行，这些研究甚至甚少文化色彩，总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的个人恩怨的角落里打转转（这些李捷也看出其无聊），得出的结论都是皮相的，未有任何有深度的开山之作。在国外，即便有高于国内的学术自由，但由于政治背景，文化差异的制约，依然也难以见到关于文革的扛鼎之作。迈纳斯，魏菲德，施拉姆这些为热爱毛泽东的人耳熟能详的研究者，书卷气太足，从文本到文本，且因为缺乏直接的情感体验和思想共鸣，在他们的著作中鲜见文革本身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搅动和深耕，我对他们的真诚充满敬佩，但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持保留态度。
这里，我提请有关人士注意，政治事件是社会思潮的根基和起源，从
1957年到1964年，我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拒绝工农兵大众，这为毛泽东酝酿文革确立了近时间段的思想基础（远时间段的思想基础如上文所说是在五四时期）。毛泽东虽然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是早在四清问题上和刘少奇起冲突，就想拿下刘少奇，但是1966年标志文革正式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是刘少奇参与做出的，毛泽东还要求刘少奇本人主持文革，这明显是给他一个改正以前“路线错误”的机会，以观后效的举措，刘少奇显然对此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对自己过度自信（李捷对毛泽东“大权旁落”才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夺权的无稽之谈也予以了驳斥，我一点我是予以采信），于是就有之后的文革的全面发动。这正如淮海战役源自一个局部的济南会战，越打越大，就打成了淮海战役，成为埋葬蒋家王朝的关键性战役。就解决人事问题或者组织路线问题而言，文革本来也是小范围的，目标是向上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故意扭曲文革本意，把矛头指向基层群众，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最后的信任。于是，在刘少奇的干扰和毛泽东的反干扰的对抗性互动中，文革就从局部性演变出全面性。毛泽东是顺势而动，把动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的改造设计，在这个运动中加以了实践。在“干扰”和“反干扰”问题上，我无法采信李捷的意见。他显然认为刘是反干扰者。事实上，毛泽东才是反干扰者。文革的头两个多月，是刘以文革主导者的身份，用向各大学派工作组的方式，矛头指向学生和普通教师，方便地干扰了文革的目标和实施过程，毛泽东从杭州回来之后，反对他的做法，试图拨正文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之后，刘少奇就不很方便直接干扰了，于是就采取非常手段干扰。根据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该书成书为80年底中期，较早，当时还没有敢公然的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所以披露的资料就很微妙，有可信度），刘少奇被彻底罢官之前还是参与最高层的会议的，中央最高层的决议刚一形成，高干子弟云集的北大清华和一些中学如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的学生就知道了决议内容，高干子弟们会有针对性做出应对，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如上文提到的“联动”组织，该组织大肆打砸抢，最猖狂的时候居然向全国发出通电，严重制造社会动荡，以至于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出面解决他们的问题，许多学生和群众也参与对他们的围剿。当他们最终被制服的时候，一些成员四处散发传单，“联动永存”，“联动打不倒”，“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轰公安部”等标语就见于很多学校，一些“联动分子”还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上高喊：“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这些显然不能简单解释为这些高干子弟们个人的行为，尤其是“毛泽东正确不正确十年后见”明显的是那时失去权力的走资派的内心写照，不是一般中学生能够想得出来的，因为毛泽东自那时以后很可能活不过十年了。十年后，毛泽东死了，果然就被定性为不正确，这绝不是偶然的。关于“联动”的公开资料直到现在还十分有限，见诸网络的也都有美化联动或者避重就轻的痕迹。这明显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当时走资的当权派后来的改革当权派——“改革就是走资”，在这里二者合流了，以此为认识基础，诸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这就是说，当时只要刘少奇不从政治上被彻底打倒，整个社会就不能安定！而刘少奇本人即使被打倒，他的整个班子还在，问题也不见得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刘少奇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曾经以退为进请求辞职，以保护其整个组织体系和成员，以图东山再起。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辞职，而把他的问题交给全社会来批判解决，以此教育全民，达到了动天下人之心的目标。这又显示毛泽东远见卓识，如果没有这次让刘作为现实的反面教材，文革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的重大事件，人民关于文革的认识也不可能到今天这个程度。这里没有什么毛泽东的阴谋，只有毛泽东教育人民的阳谋。李捷说“毛泽东迷信群众运动而过度的使用了群众运动”，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要解释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是法国右翼学者傅勒在其《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今天，阐释文化大革命的人比比皆是，但这些解释者中能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人，却凤毛麟角。这就决定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或者反思或者批判，由这些人来做，只能是歪嘴和尚念经，再好的经也被念歪。带着心理的抵触，是无法宁静以致远的，再带上政治偏见的哈哈镜，在苍蝇的眼里，世界就只有大粪了。由谁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由政治家或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捷们吗？由告别革命的李泽厚刘再复们吗？由仇恨毛泽东的茅于轼袁腾飞们吗？由刻苦研读中国历史为试图再度奴役中国的西方政治家提供思想武器的外国学者吗？靠张宏良一类的自诩代表工农大众的半吊子吗？靠工农兵自己吗？我对所有这些人保持警惕，对于工人阶级的警惕不是来自阶级立场的对立，而是来自对他们能力的怀疑，工农兵他们有天然的历史洞察力，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哲学理解力和哲学武器。工人出身的蒲鲁东和马克思的决裂就是一个缩影。对于非工人阶级的一切人，警惕不是来自他们的能力，而是来自他们所站立的阶级立场和他们的主观的动机。站错了阶级立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毫无疑问的。“最近30年，英美的政治学说在中国政治学界占了压倒性影响，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主要学术资源都是来自于英语世界。这些学术流派构成了中国当代讨论现代性的话语前提”（黄万盛：革命不是一种原罪）。告别革命的李泽厚是这样的流派代表，预言道德理想国破灭的朱学勤是这样的流派代表，主张宪政的刘军宁，更是彻头彻尾的拾牙慧。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中国学术的独立性没有了，学术尺度，是非标准没有了，有的只是拾人牙慧，甚至是在思想的爬行中吞入别人消化不透的排泄物或者恶意注入的毒素，我能相信这样的知识分子吗？
过去2000年的中国历史是秦始皇的历史，未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属于毛泽东。秦始皇之后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确立，中国历史上一切人都是在为秦始皇跑龙套，最多也只是秦始皇的解释者或者完善者。毛泽东之后，无论谁无论以怎样的方式登场退场，都将是以各自的表演从正面或者反面阐释毛泽东晚年尤其是其文革的正确性的历史。历史固然会飘忽不定，但注定是无法逃脱毛泽东设定的一切，历史偏离毛泽东的轨道，无论是30年还是300年，都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最终还是要摆回毛泽东这一中正之位。文革将是理解未来全部历史的关键，未来历史将无可避免的这样那样解释文革而吸收文革的思想，回归文革中的毛泽东意识，挑战周期律。柏拉图以降，西方的历史无论思想史上出现什么巨匠，其最终也只是柏拉图的阐释者。毛泽东汲取中国数千年文化之力和养分，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度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治实体。所以，西方的无论政治家还是思想家哲学家，也都无法回避毛泽东。
总而言之，李捷错了：毛泽东具有无可置疑的晚年正确性，而不是什么晚年错误。不过我为毛泽东辩护，却绝不是要为今天“亲爱的妈妈”的合法性辩护，恰恰相反，是要说明“亲爱的妈妈”的合法性失落在否定晚年毛泽东之中，要重建合法性，就必须肯定晚年毛泽东的正确性，否则，人民有权以革命的方式收回权力。
2011-12-24
说明：去年，我即兴写出了《太平天国“天京之乱”和文革“720事件”之间那一座历史的暗桥》。文字贴出后，网友反响之热烈，出乎我的意料，文字虽未能久存于我的博客，其生命力却早已突破了一个私人博客的局限。那篇文字是对“720事件”的单一思考，不少读者读后，一再希望我能写出对林彪“913事件”的反思，我答应过。经过进一步思考，我决定干脆把1966-1976年前后若干重大事件，按时间顺序做一个扼要的“串联”。较早贴出的《毛泽东具有无可置疑的晚年正确性》是一个总论。本篇是《暗桥》前后若干篇文字的第一篇，以“516通知”为时间终点，对于此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互动作出必要交代。第二篇将涵盖“516通知”到“720事件”的历史区间。第三篇就是《暗桥》，将对《暗桥》做必要简化。第四篇落在“720事件-913事件”这一时间段，讨论林彪“913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后果；第五篇从“913事件”写到1976年“4/5事件”，主要讨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微妙作用。按原计划是这样五篇文字，现在计划是这五篇文字之后增加《毛泽东留存邓小平的政治用心》，作为终结篇。这样一来，这个系列总计将至少是七篇文字，主要是以几个核心人物的政治互动为线索，勾勒出一个文革整体历史画卷，帮助某些网友打破思维定势，建立一个关于文革历史的相对全面的认识。其效果如何，将交由读者自己做出评判。
一
毛泽东曾确立过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华国锋另当别论）。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被毛泽东本人所亲自废除，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则是被毛泽东和林彪这一对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共同的党内对手所合谋废除。
对刘少奇的废除，后人对于表面的基本事实没有分歧，争议在于毛泽东出于何种原因废除刘少奇。对于林彪的废除，即便是在基本事实上，后人恐怕也不能达成一致，更不用说被废除的深层的原因。我想，当我提出“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共同的党内对手所合谋废除”这一论断的时候，可能就有读者说我是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林彪的问题，待到讨论“913事件”时详细分解，本文只讨论刘少奇。
许多人关于刘少奇的认识是感性的：他革命有功，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就是毛泽东的坚决支持者；他是毛泽东思想的提出者，还在1945年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后，他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大跃进”之后，他“实事求是”，积极承认“大跃进”的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样优秀的一位毛泽东的接班人，却被毛泽东通过亲自发动的文革，残酷打击迫害致死。
任何人，一旦不顾历史本来的真实面目，只顾简单罗列似是而非的事实，又不顾各种简单事实是否确实成立，简单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逻辑联系，那就不难得到一个印象：毛泽东和历史上所有封建帝王一样，“飞鸟尽，良弓藏”，坐稳了江山，就开始杀功臣。刘少奇是这样被杀的功臣，彭德怀，贺龙，也是这样被杀的功臣。当这一认识成为不可动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诛杀和迫害革命功臣的运动，就是一场民族浩劫的结论，也就不可动摇了。
这样的历史解读，合乎现实需要，却毫无历史合理性。究其实，它是建立在符合总导演的“政治正确性”的两个参照系之上的：第一个是封建家长制体系，第二个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学体系。在第一个参照体系之下，毛泽东成为封建家长或者封建帝王，和秦始皇无异，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只有那些被他迫害打击过的，甚至迫害打击至死的，如刘少奇，才是具有现代意识到的国家管理者。在第二个参照系之下，毛泽东晚年（1956年之后）搞社会主义，是逆世界历史潮流的，是完全错误的，而主张继续搞“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刘少奇才是正确的。
毛泽东一生的事业，尤其是晚年的事业，是与社会主义不可须臾分离的。任何人，进入那一段历史，如果不能紧紧抓住“马列毛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尝试”这个关键线索（这是本来的真实线索），阐释出来的历史就不是真实的历史，阐释出来的毛泽东就是不可信的毛泽东，相应地，那些被用来证明毛泽东错误的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刘少奇和文革，都必须放在历史的本来视野中重新加以审视。凡是真正心系民族未来命运的人，必须重返历史，虚心向历史请教，以便把那口历史深井的井口修复，把井水表面的浮渣撇去，供后人随时自由地靠上去，取一瓢历史的清泉饮用。
二
毛泽东与刘少奇1922年初识于安源煤矿工人运动期间。当时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留法归来的李立三。刘本人是留苏归来的。
1927年蒋介石“412大屠杀”之后，刘少奇受命到华北、东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毛泽东则受命领导秋收起义，走了公开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刘1931年第二次赴苏联学习，1932年从满洲省委书记任上调中央苏区，渐渐与毛的交往多起来。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刘被派往河北组建中央华北局，成绩突出，还发掘出一大批青年地下党骨干，如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李雪峰、蒋南翔、刘仁、徐冰、邓拓、胡乔木等。这些名字在1949年后的历史中出现的频率之高，是不需要特别强调的。
刘在1937年被召回延安，在1938年完成《关于白区党组织和群众运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理论著作。它们被毛推荐为党内教材，要求党员必读。1942年，刘协助毛开展延安整风。根据李捷曾经的同事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74-75）的说法，延安整风期间，毛把党内各种势力分为三派，一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二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成员包括朱德、彭德怀、陈毅这样的曾和毛共过事却意见往往相左的人和一批在党内军中与周恩来有很深渊源的的党、军大员；三是毛泽东自己为首的正确路线派，主要成员有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高岗、林彪、邓小平。
从后来的历史演进和党内任职情况看，高文谦这一归纳符合历史事实（高文谦偷运党史文献到海外出版，全书是丧心病狂反毛的，我采信这一局部的归纳，不等于采信高文谦全书的立论）。1943年三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改组，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出局，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最高核心三人小组成立，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并被授予“有最后决定之权”。如果说自1942年以来至1949年，毛泽东为首的正确派渐渐完全压倒其他两派，那么1949年至1976年是毛泽东正确派自身的分化瓦解阶段，以前的两派，尤其是周恩来的经验宗派，反扑获得完全的成功（详见本系列论周恩来部分）。
1943年，刘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也有资料显示，刘只是借用了其他人更早提出的这一概念），随后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政治工作的指针。在1945年7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5年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经过全党广泛讨论、反复推敲、认真修改，在批判王明、博古、李立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错误路线的同时，特别肯定了两条正确路线，一条是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武装斗争路线，一条是白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地下斗争路线。这也显示，自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搭档在全党的决定性地位被确立。此时，刘在党内的位置紧随毛，依次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刘跃升太快，坐飞机到这个位置，曾引起许多元老级人物对毛刘二人的不满。毛不得不出面化解党内对刘的信任危机。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防万一，离开前正式宣布刘代行党政军领导责任。这意味着毛如有不测，刘将自动成为全党全军最高领导人。1946年，胡宗南20万大军扑向延安，毛让刘、朱德率中央机关干部过黄河，进入更安全的河北冀中根据地，自己则和周恩来、彭德怀和任弼时留守十分危险的陕北，以少量兵力与胡宗南周旋。毛泽东这一安排用心十分良苦：如果自己有不测，那么能够对刘少奇的权力构成威胁的周恩来和彭德怀也不能身存，革命事业将由刘少奇在忠厚老实的朱德辅佐下继续向前。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的真正目标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从而遭到刘少奇等人的围剿；1962年7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说“谁都可以平反，但彭德怀不能平反”；文革中，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对于刘少奇的“遭遇”“冷眼旁观”……。如果将所有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看到1942年延安整风的后果和随后毛泽东精心培养刘少奇接班，对于刘少奇来说是福祸并存。进而，还能发现，在刘彭周身上都存在一种封建思想的残余：彼此心胸不开阔却又能一时间“相忍为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毛泽东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略多时间后，于1947年带周彭任和中央陕北机关到河北西柏坡与刘朱会合。此后，解放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击败国民党，历史进入1949年。
三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战争年代的合作很好，没有重大分歧。原因是几方面的。
第一，刘在完全进入延安中央机关之前，主要是在白区领导地下斗争，二人没有产生重大分歧的位置条件。毛和刘自安源一别，再相聚已经是1932年，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92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其间，毛泽东与党内其他许多人发生分歧，但刘少奇基本是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没有卷入中央所在地的许多是非之中，与毛无从发生分歧。刘1932年到中央之后，对中央实际人脉关系和许多具体情况没有熟悉，不会对中央的事过多说三道四，也就不会与包括毛在内的任何派别产生直接冲突。不久之后，刘又于1935再去白区，回来是1937年，这时毛泽东已经用无可争辩的实际成就，战胜了其他教条主义者，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拥护，刘也看清了毛的正确性，必须接受现实，并适时加入毛泽东的正确派阵营。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进行，第一阶段是实现最低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是取得政权，取得政权是要以许多志士的头颅为代价的，因此这个目标是可以用尺子拉出明确界限的，是刚性的，谁是谁非，谁正确，谁错误，可以用战争中的胜负来做直接的衡量。自井冈山的斗争以来，许多历史事件已经证明毛泽东比他的任何战友都更正确，以至于曾联合其他人罢免了毛泽东权力的陈毅，吃过苦头之后，不得不反复央求毛泽东出来领导军队，挽救革命。有毛泽东的军事指导存在，刘不可能再有超越毛泽东的更好的军事理论。因此，刘在内心对毛泽东的武装斗争的一套理论和实践应该是心服口服的。
第三，正因为1949年前全党的目标就是赢得战争，取得政权，毛刘都还没有机会展示各自的治国理念，有理念也都不成熟，更没有机会全面实践。此外，刘即使在1937年之后成为了中央核心成员，直到1949年，从来没有以一号人物的角色实质领导全党的事业，因此，即使治国理念与毛泽东不同，也无法显示出来，更无从与毛的产生分歧。
在1949年后，情况发生变化。首先是二人之间的地理位置的距离没有了。毛住丰泽园，刘住福禄居，二人一墙之隔。毛刘常可以在饭后散步相遇，找一块石头一起坐下，畅谈一番。毛泽东说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就是这个情形的产物。其次，政权既然已经取得，各自的治国理念就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体现出来。毛泽东心中装着的是革命的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而刘少奇心中装着的还是他自己1946年修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得到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其要点是，在执政后要发展生产力和繁荣经济，确立社会的经济基础，等有了经济基础后再改变生产关系，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说”的正统理论：即先搞资本主义，等到物质极大丰富后才搞社会主义。刘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和列宁主义之间，取马克思的经典舍列宁主义，而毛泽东一如既往，并不死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认同列宁的暴力革命后经过一段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这样的理论指导分歧之下，毛泽东让刘少奇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目的是继续帮助刘少奇确立和巩固他在党内接班人的身份和地位。刘既然处在了独自为政的位置，自己的治国理念也就自然而然在工作中具体体现出来。这就为他们两人之间产生重大分歧提供了可能。
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80页是这样一篇文字（文字不多，故全文抄录）：
题目：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日期：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内容：一，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该四字加了着重号-右而左注）。请注意。二，（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编者加的注释是：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
这份历史文献所涉及的到底是那些具体内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违反和破坏党的最高层日常工作纪律的确凿事实。今天，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对刘少奇表达同情，说他作为国家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可是，谁曾注意过刘少奇自己早在1953年的时候，居然如此违反党的纪律？“党纪国法”在当时的特定体制下，谁重谁轻，谁该服从谁？恐怕不言而喻。一个提出“做党的顺服工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己居然视同党纪为儿戏，又怎么能让人相信他尊重国家法律？他在文革中被批斗，到底是该拿法律保护自己，还是该反省自己忘掉过党纪？更忘掉了党的最高纲领？今天人们在同情刘少奇的文革遭遇的时候，是否真的是以党纪国法为准绳？心中是否记着当时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曾经遭遇过刘少奇粗暴打断发言，邓小平以毛泽东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毛参加中央会议的事情，毛泽东不得不找来党章和宪法为自己维权，这为什么不能被看作毛泽东尊重法律，敬畏党纪的证明？也即是其他人目无党纪国法的证明？
这份文献还透露出另外的意思：刘少奇等人违反党纪很可能是习以为常的。毛泽东发现后不但体现了原则性，也体现了通情达理：他把自己出巡和生病请假期间，刘少奇等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视同正常文件。
毛泽东在刘少奇问题上的原则性和通情达理，还有多样的表现。建国初，刘少奇省亲到天津，大谈资本家剥削有功，毛泽东是宽容的；在电影《清宫秘史》的评价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也是包涵的。因为那时是《共同纲领》时期，党的各项政策必须与《共同纲领》的要求相一致。1953年高岗事件上，毛泽东毫不犹豫压制高岗，保护和突出刘少奇，进一步巩固刘少奇的党内地位。嗣后不久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刘是具体执行人，辅助他执行的是农业部长邓子恢。实际上，刘一直想对这个合作化煞车，邓子恢还主持砍掉了2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这导致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说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右倾”。毛的不满显然也针对刘少奇，却为了保护这个党内二号人物，没有直接批评刘。
现在，许多人都读到过70年代初毛泽东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自己是在1962年的时候就对刘少奇产生不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产生终止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想法。毛泽东的这一自白是坦诚的，尊重历史事实的，但是为什么1962年就心存不满，却又拖后了四年才最终实施废除呢？答案在“大跃进”及其善后处理和嗣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中。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经历了“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直至彻底死心”的心理历程之后，才决定拿下刘少奇，此期间，毛泽东心里的底色始终是社会主义红色，刘少奇则是与这个社会主义的红色基本不沾边。
先看看“大跃进”诱发的几件事情。
“大跃进”运动，是全党的战略决策，运动中出现严重反科学的浮夸风，表现为少数主要责任人头脑缺乏冷静，违反自然规律、夸大实践中的实际成就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它是当时“五风”中危害最大的一种(“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
浮夸风导致中央后续的工农业决策，是在一个完全失去可靠性的数据体系上进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与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困难，形成叠加和共振，在局部地区造成了饿死人事件。刘少奇蹲点的河南，问题最为严重，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刘邓的亲信吴芝圃是浮夸风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任何角度观察，浮夸风都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意义，且遗风犹存。1992年重开且延续至今的浮夸风，与1958年的浮夸风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为错误的“浮夸风”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刘少奇为首的“经济内阁”，而不应该是主持制定了“大跃进”战略决策的毛泽东。伟大的战略毁灭于糟糕的战术，大跃进是一个典型案例。
现在，后人甚至可以根据1978年后继承下来的刘少奇路线，做出这样的假设：刘少奇当时是故意纵容并推波助澜“浮夸风”，使“大跃进”极端化，并遭遇失败，迫使毛泽东退回到1956年之前，恢复农村自然经济和城市私有经济为主的状态。这可以从1958年刘少奇的各种言论中得到证明，并可以从1962年前后刘少奇明里暗里支持“三自一包”得到进一步佐证。最高层首先发现浮夸风的，不是一线的刘少奇，而是二线的毛泽东。这也不能不让人产生必要的联想。再者，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尤其是农村合作化运动，刘少奇就是抵制的，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亲自介入，刘少奇的抵制无效，合作化顺利完成了。对此，刘少奇该当何想？要知道，他1949年之后就是主张剥削有功的，就是要搞他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的。
为了保护刘和其他许多直接责任者，毛泽东把“大跃进”的主要责任担了下来，并决定开庐山会议“反左”，教育广大党的干部。一向敢于投机，但每次投机总是失败的彭德怀，出来搅局，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完全打乱了。彭依仗自己的战功，试图借“大跃进”中的失误掀翻责任人刘少奇，却没有想到毛泽东在这个事件上，决没有拿下刘少奇的意思。何况，“万言书”得罪了太多的人，如果完全接纳彭德怀的意见，就将等于把所有参与“大跃进”的干部都要扫进历史里。这显然不是毛泽东和全党当时需要的结果。所以，拿定了毛泽东的态度之后，刘少奇为首的大批人，就对彭不依不饶，合击围剿他，给他安一个“军事俱乐部”的罪名，非要毛泽东解决这个俱乐部的问题才下山。
毛泽东没有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多数人与彭的争论，据资料显示这个争论之激烈，噪音居然影响到了在会场之外的毛泽东的休息。可以说毛泽东最后是在刘等人的“逼宫”之下，做了一回打鬼的钟馗。毛泽东事后曾说在庐山会议上自己做了严重违心的事，指的就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明知道彭德怀没有重大错误，还是按照刘为首的多数人的意志，把彭和其三个主要支持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
毛彭几十年一起出生入死，毛不忍把彭彻底打倒。“三十一年了啊，就这么散了？”此言既出，毛义重如山，日月可鉴。“狂着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这些都表明毛无奈地在两股力量之间搞调和，他既不想让接班人丢了山头，也不打算和一位老战友分道扬镳，更不愿意将他置于死地，前有1953年高岗的悲剧为殷鉴啊！“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内分裂”。但是，刘少奇借毛泽东维护他的接班人地位，裹挟毛泽东认可对彭德怀那样的残酷斗争，这或许让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度过。1962年，在7000人大会上，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刘少奇向7000人大会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把1959年-1961的经济困难，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过，在正式报告中刘采纳了为中央集体所认可的评价，并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7000人大会后，毛泽东立即离开北京去了外地，刘即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推翻中央集体认可的报告，擅自提出7000人大会对形势估计不足，实际情况应该是一团漆黑。
毛泽东知道这个说法后，没有立即做出反应。
基于一团漆黑的评估和尽快恢复经济的良好愿望，刘的经济内阁相应主张搞包产到户，重走个体经营的回头路，并认为包产到户，4年就可以恢复，不包产到户，则至少需要8年才能恢复。这个意见是由陈云正式上呈给毛的。毛根据自己外出调查获得的情况，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困难很大，但不是一团漆黑，总有些光明；对包产到户的回头路做法，则坚决的反对，并认为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道路，恢复经济再有两年时间就差不多了。
这一次，毛泽东将走集体路线还是走个体路线的最后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再次采取了旁敲他人（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上次是旁敲邓子恢），侧击刘的办法，来表达他对刘的意见。当然，在私下的场合批评刘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游泳池里，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你慌什么，怎么不顶住？我死了你怎么办？”
刘知道了毛的态度后，转弯很快，立即表态放弃包产到户，坚持集体道路。这样一来，二人的分歧虽然有过渡为公开冲突的趋势，但还是没有发展为公开冲突。可以看出，直到此时此刻，毛泽东对刘的治国理念虽然不满意，但为了党内团结，为了维护刘的威信始终刻意回避在公开的场合对刘的直接批评。
可以推测，毛认为既然三大改造已经实际完成，个体经济的生米煮成了集体经济的熟饭，那么刘即使坚持马克思的正统的“五步论”，要先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可能了，唯一的选择就是面对既成的事实，克服困难，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三自一包”是及时雨，可以爽快一阵，但不解决根本问题。这为1978年以后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证明。要解决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就必须走组织起来道路，任何其他捷径都是新瓶装旧酒。西方国家人口比较少，工业化完成后，农业从业人口更加少，农业高度机械化，可以用商业组织的方式，解决农业生产的组织问题。中国不同，农业人口密集，农业人口的工业转换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完成，而且中国是较多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据较少的土地资源，如果把农田分割为豆腐块，一人一亩三分田地，农民就将永远就成为这块田地的奴隶，并出现毛泽东预言过的两极分化，有钱的讨小老婆，无钱的生产也难以为继，高利贷者盘剥，干部腐化堕落的等情形（这一切现在都成为了现实，免农业税实际是为了维持难以为继的农业生产，稳定农村，缓解城市压力的引鸩止渴之法，远不是工业反哺农业那么简单的事）。显然，毛比刘看得更远、更深、更透彻，信念也比刘更坚定。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继续走集体主义道路，恢复经济没有用刘少奇的“经济内阁”预计的8年时间，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到1964年，国民经济就全面恢复。毛泽东一贯相信人民，这一回他是又相信对了。中国其实有最好的老百姓，只要党的原则把握的好、党的决策正确，老百姓就会密切配合，显示出无穷力量。这次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就是一个证明。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次毛泽东没有像在大跃进中那样，先当甩手掌柜，后去收拾摊子并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刘即使不赞成毛的恢复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也没有办法我行我素。这一点非常重要，首先是防止了浮夸风的错误再犯，其次是毛对刘的治国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被后来的“四清运动”进一步具体化，并最终导致二人分歧在党内公开化。
五
再来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大改造虽然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但是“大跃进”出现“五风”作乱，在嗣后恢复国民经济中，出现“三自一包”思潮。这些在毛泽东头脑里已经清晰勾勒出一幅轮廓：社会主义的基础远没有牢固，党的干部社会主义意识淡薄，党的高层动摇不定。于是，为了普及社会主义的认识，夯实社会主义基础，统一党内认识，解决高层的摇摆，毛泽东决定发起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早也叫“四清运动”。
在运动中，刘少奇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问题看得比较悲观，认为“四不清”干部太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毛泽东则认为，清是要清，多是不多。并明确反对搞得太多，觉得没有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分子，要是划出百分之十几、二十，全国7亿人，20%
就是一亿四。那就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毛泽东还说，王光美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超过千元的只有4个人，没有第五个嘛（见《毛泽东传1949-1976》）。更为严重的分歧，表现在如何确定运动的方向。毛泽东心目中的“四清”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刘少奇的“四清”是清理基层“四不清”干部的运动。
没有了一个良好的健康的为党所信赖为党鞠躬尽瘁的基层党员干部队伍，没有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赖和支持，共产党取得政权的革命是不能完成的。这一点毛泽东一直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创造性的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取得政权后，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依然是毛泽东最依赖的两股力量，没有这两股力量，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就将付诸流水。所以，人民公社化之后，基层党组织建立在公社（大队设支部，小队设小组），充分依靠基层党组织，全面发动群众参加到党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来。刘清理“四不清”干部恰恰就是在这个基层组织上进行，要清除大部分基层党组织的干部，这与毛泽东的一贯原则立场发生严重的对立。
到此为止发生的系列事件已经表明，如果把国家交给刘，首先是工人农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其次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力量，要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就是说，共产党员必须依赖的两股力量，都要与共产党离心离德（这在今天已经完全发生了）所以，毛在这个时候，就完全不再相信刘少奇会沿社会主义道路往前走，刘非离开最高位置不可。
后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说，想搞掉刘少奇的想法是在“四清运动”中，是在“23条”之后产生的。毛泽东是坦率的，没有说假话。
在“四清运动”中，两人的分歧公开化了，这种分歧代表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条道路。于是，毛泽东不再与刘在一事一物上争来争去，而是开始着手谋求问题的总解决。总解决的办法，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产生了，它便是文化的、哲学的总解决，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伦理。这个思考在战争年代被迫中断，建国后重新回到毛泽东的视野：既然在这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局部的小手术看来又不能解决问题，不如把自己多年的思考结合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来一次总解决。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思考就这样诞生了。
社会主义探索的诸多具体问题突出表现在党的高层队伍中，高层队伍问题解决了，即解决了整个队伍问题，所谓纲举目张，因为，路线一旦确定，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样，“四清运动”不了了之，文化大革命随即爆发。序幕是1965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正式的发动是1966年的“516通知”，由刘少奇本人亲自主持制定。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多样的，从短期具体目标看，在组织上是指向在自“大跃进”开始逐渐暴露出来的党内中高层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在路线上则是指向明里暗里的资本主义。毛泽东显然不能接受要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对一系列的失误负责这样荒唐的事，而是要求党的高层承担责任，因此要求具体目标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历史的看，这个群体的确是一小撮，但它有非凡的繁殖能力，因为资本主义道路适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恶劣的一面，可以满足少数权力和利益人士的一切个人欲望。
刘少奇清楚知道自己和毛的分歧实质所在，也参与了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指导文件的讨论和核准，要说他对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主导思想不清楚，是他“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释是，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不想与毛正面爆发冲突，而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成功了，功劳是我的，失败了，错误是你的。这在大跃进失误中表现的再突出不过了。
刘必须对文革初期的学生和群众的武斗负责，因为那是他误导运动的结果。刘有意误导运动不是一次了，在大跃进中是把大跃进误导成浮夸风，在“四清”运动中，是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误导为“四清四不清”，这一次则是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误导为“地富反坏右”和青年学生。
刘是精明的，但也惨败在这个精明之中。在“大跃进”中的初犯，毛泽东独自承担了责任；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则一直监督着，并随时修正（前10条-后10条-23条为标志），没有给刘犯严重错误的机会；这一次在运动初期毛泽东离开北京，让刘主导运动，我想，毛泽东还是对刘以观后效的。结果，刘把矛头指向运动目标以外的目标。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兑现“四清”运动时产生的让刘走人的想法。毛实际上给了刘最后的证明机会，这机会被刘的精明浪费了。如果刘没有对运动本身作有意的方向性扭曲，毛泽东还会在其他位置留用他的。8届11中全会，刘排在第八就是一个好注脚。
六
前文提到，早在1946年刘修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过《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旨在执政后发展生产力和繁荣经济，确立社会的经济基础，等有了经济基础后，再改变生产关系，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说”的正统理论：即先搞资本主义，等到物质极大丰富后才搞社会主义。刘在马克思经典理论和列宁主义之间，取马克思经典舍列宁主义，而毛泽东一如既往，并不死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事实上认同了列宁的暴力革命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简而言之，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分歧，体现在正统的“五步论”马克思主义和被压缩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列宁主义之间。毛泽东在1956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长征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谈话中指出，列宁主义诞生之后，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已经不正确了，不能教条的死抱马克思的“五步论”(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刘少奇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这早在1949年到王光美的老家天津接见天津工商界资本家时，就有充分的展示。刘说，现阶段鼓励资本家剥削，鼓励大家赚钱，因为只有允许剥削才能照常开工，工人才会有工做，不致失业饿肚子，我们城市才会秩序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剥削非但无罪，而且有功。-这就是文革中批判“剥削有功论”的最早的事实来源。刘的这些言论，充分显示，“到底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个马克思主义早已回答清楚的基本问题，他都没有搞清楚。今天，朝野无数的资本主义追随者，其实都是刘少奇的信徒，以为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然而，事实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自己却因为制度的不合理，落得只能艰难度日。
无论是西方过去的历史还是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证明这个刘少奇的理论是不成立的。如果物质极大丰富，就必然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现代西方已经达到相对的物质极大丰富，为什么遏制社会主义依然是西方的主要目标？可见物质极大丰富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要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介入，这其实也就证明了列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科学性，排除了在中国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显然比刘少奇更准确领会了马列主义的本质原理。
“只要剥削才能保证工厂开工，工人有钱赚，城市有秩序”。这显然离实际和历史事实相差太远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的秩序，难道不是剥削出来的？由此引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难道不是剥削出来的“秩序”？刘的剥削有功论在理论上太肤浅，也不符合实际，还排除了另一种可能的途径，就是列宁、毛泽东实践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能保障充分就业，并在消除剥削的同时，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正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1970年代中期，即毛泽东去世前夕，已经实现的社会状态。
即使根据马克思的正统理论，资本主义也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被消灭。中国已经完成了一次暴力革命，为什么样非要再度制造出资本家来剥削无产阶级，再来一次暴力革命？既然理论上都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不经过暴力革命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毛泽东的探索显然比刘少奇的探索成本低，社会综合效益好。这已经被1976年为分水岭的两个时代从正反两个方面互证。
毛搞社会主义过渡被今天的许多人批评，认为毛过早放弃了《共同纲领》，过早废除了他自己提出的“两阶段论”。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假设刘的理论为正确为基础而提出的批评，完全没有考虑过毛的改造实际成功的一面和刘少奇的理论并不正确这个事实。这个问题，展开就离题太远，我扼要说明一点：合作化具有变小农为大农，根除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经济革命的意义，同时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改造了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死不相往来，各自为政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脆弱文化，使大众在合作社里培养起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友爱风尚。这些都是当时实际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对于今天习惯了当前社会世态的年轻网友来说，这些如同说天书。
理论对立，分歧就不可避免，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两人的决裂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而不是更早，不过是毛泽东谋求中国问题总解决这个总战役中的一个局部战役而已，凡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的说法，是完全不值得一驳的，开篇指出的许多人之中存在的那些关于刘少奇的感性认识也需要理性化，才能经得住历史本身的拷问。
2012-11-04
说明：这是计划外增加的文字。现在举国“大喜”，发出计划内的《五洲震荡风雷激》怕与“大喜”气氛不合，可一些朋友，可能正等待着我的更新，就临时“李代桃僵”。《五洲震荡风雷激》将在“大喜”后择时发出。该文继续按“主要是以几个核心人物的政治互动为线索，勾勒出一个文革整体历史画卷”的思路，分上下两篇，上篇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文革中的互动做出评说，刘少奇到底因何而死？下篇以“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为中心，对毛泽东和老干部之间的互动作必要的反思。后人对于毛泽东对待老干部的方法和态度作出了太多不当解释，让毛泽东蒙冤太多，却并没有增加老干部的光彩，这个问题一定要澄清，它对老干部和对毛泽东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反思中，老干部的光彩将在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底色中，多数是以忠臣良将却不是以社会主义者的人格形象凸现出来，而毛泽东的千古伟人的形象将在现代文化和现代道德的背景中，以独行者的凄凉孤单，更增其色。老干部和毛泽东之间，总体而言是一场传统和现代的对话、一场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一件被庸俗化了伟大的事件，必须还原其历史本色。
一
文革的起因，我在总论中扼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只结合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连续性谈谈远因和近因。就远因而言，文革与五四在思想上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早期革命生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度过，他曾在天安门广场亲听过李大钊歌颂苏联列宁十月革命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后来又是被五四运动的思想先驱之一陈独秀最终领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门，又在几十年后亲自发动了捍卫马列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关系链之中，文革和五四思想有传承关系，是不难理解的。
维新领袖之一梁启超曾主张“变化民质”，梁是毛泽东早期的主要思想领路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他是弃医从文，来医治中国人的精神，“改造国民性”，他代表的文化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确定的未来中国新民族文化的方向，在文革中，鲁迅依然是被确立为旗手，是左派文化的第一模范。陈独秀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倡导“对旧思想、旧制度、旧礼教的彻底批判”，说“伦理之觉悟乃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三人对青年毛泽东有很深的影响，例如，毛泽东曾主张请梁启超来做孙中山的外交部长，曾自承陈独秀领他上了马列主义的路，对自己的影响是终生的。青年毛泽东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梁、鲁、陈和青年毛泽东，都没有能力实现各自的理想，他们所共同追求的一切，最后都成为了晚年毛泽东身上的担子，他没有避让，他挺起了胸膛，他伸出了双肩。凡夫俗子，到了中年就取“中道”，“守道”，患得患失生前身后的名声地位，他却是异常的超脱，中年开出事业新篇章，建立了共和国，老年更以一种被凡夫俗子理解为贪权恋栈的超脱，用“大本大源”为号令，“动天下人之心”。
他在青年时代时说，立志就是寻找真理，十年不得真理，十年不算立志，一辈子不得真理，一辈子不算立志；他要自己“立奇志，创奇事，做个奇男子”，他“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他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他晚年搞了文革，夙愿已了，所以他才会说，文革是他一生做的第二件大事。“天下之心”是否已动，历史给出了回答，并将继续给出回答。直到今天，我国社会的思想主题、政治选择、经济走向等有关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还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无论是赞成他的，还是反对他的，其实都是因为被他“动了心”。
过去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运动，是从马恩列那里相继寻找理论资源，而未来但凡发生国际共产运动，一定会是从毛泽东这里为出发点寻找理论资源。马克思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最彻底最深刻的反思，他反思获得的思想体系却并不为现代西方主流所接纳，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类似的最彻底最深刻的反思，他反思后获得的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文革之中，也不为当代中国主流所接纳。人类不会就此停止，历史不会就此终结，马克思和毛泽东他们二人的思想交汇就在社会主义这个体系之中。现在，东西方都正在努力发掘他们的遗产（西方的发掘更加理智、系统和深刻），东西方又在彼此融合，当经济发展逐渐失速，乃至完全没有动力的时候，社会问题越来越为各自的政治制度承担不起责任的时候，东西方能寻找到的拯救社会的良药，一定是马克思和毛泽东共同代表的思想体系，那时，也许不把它叫社会主义，但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的。
为了理解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连续性，读者不妨反问一下自己，如果自己在年轻时候，有某个心愿没有实现，到了晚年，有能力和条件实现的时候，是否会去实现呢？许多的父母，总是把自己年轻时候的志向抱负投射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要他们读自己读过的专业、避免犯自己犯过的错误等等，并按照自己当年拥有的后来没有实现的理想，去塑造孩子的未来，这些都是一种自己早年志向在中晚年依然作用于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反映，以此观照，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早年立的奇志和他的文革之间的关系。
二
找出五四和文革的关联，从毛泽东个人的人生理想和寻求真理与实践真理的历程着手，如上是那样的轻而易举，从五四的思想主题着手，其实也不难。
五四的主要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先贤们，要砸烂孔家店，要以民主与科学取代儒家道统，送中国进现代化。所以，当时，民主和科学口号面对的敌人，不是其他，正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总代表的儒家道统。这个道统是唐朝的韩愈等文人依据孔子的思想建立并命名的，自那时以来，中国政权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像供奉祖先的牌位一样，把儒家道统供在庙堂上，所谓“政教合一”。
一个十分可笑的事情发生了，讨论三国时期历史，这个牌位该供在吴蜀魏的哪国呢？吴容易排除，蜀和魏，二取一，就犯难了。因为，即使不考虑刘皇叔的头衔很可能是冒牌的，就像现在的人冒称高干子弟欺骗世人一样，刘皇叔的蜀国最后断了香火，三国归晋，也就是归了曹家，蜀国也自然无法安放儒家道统，不然岂不说明儒家道统是灭国道统，至少不是救国道统吧？而曹操的种种行为，是违反了儒家戒律，破坏了礼，是犯上作乱，若说晋国代表儒家道统，就是等于说魏国代表了儒家道统，也就是曹操是代表了儒家道统，这让儒家脸面往哪里放？因此，直到现在，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各位看官，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到底都在做什么学问，请看看这个实例吧！现在，这样的学问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又大行其道了，例如“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学问；儒家道统又复活了，如高高连庙堂的季羡林、低低在草根的赵本山，他们收徒，弟子要行三磕九拜大礼，央视播放给全国，还有北大校长回去看老母，弟子或者官方把他涕零跪拜母亲的图片放在网络，号召世人效法，以及带“和”的那个什么，都是标志。
曹操破坏了礼，他的建立晋的后代，不敢继续开罪儒家，就只好在儒家那里找来排序靠后的孝，以孝治国，鲁迅曾为此做过文章，大发议论，说儒家道统的精神控制力是何等的超强。曹操长期都是以奸臣的面目记载在正统历史中的，只有毛泽东1955年，1958年，就不断地为他平反，说他政治、军事在三国政治家中超一流，说他招贤纳士，懂得团结同志，搞五湖四海，懂用人之道。毛泽东说的这些都构成对儒家道统观的直接挑战。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批周公”。许多人望文生义，把周公和周恩来做关联，借此诋毁江青，抹黑毛泽东，实际上，林彪“克己复礼”，这个礼是孔子的礼，孔子的礼是哪来的，是周公制作的，周文王的“改良”失败，周武王武力革命，把不得人心的商朝推翻了，周公制作一套等级制的维护新的周王朝奴隶制度的治国的法案，就是礼。孔子接受文王的改良，却坚决不接受武王的革命，却又接受周公制作的维护武王革命成果的那套礼。单从这个简单的过程中，不去说礼的本质，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假仁假义假道德。所以，批孔，要批周公，是再合理不过的。周公是彼周公，不是此周公，与周恩来毫无关联，知情者王力、朱永嘉等，后来都在回忆录里对这些做过澄清。至于批林该不该批孔，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只批林，拒不批孔，和他一样的人，太多了。今天，这样的人，不是更加遍地皆是吗？其实这正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文革批孔何其重要——不管它和批林是不是挂得上钩，而且也正说明文革本质上就是对着传统文化的，关涉的种种权力斗争，无论什么性质，不过是它的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已。很多人从批判文革的角度说：“文革是革了文化的命”，此话是对的，就是革了文化的命，可惜因为种种原因，革得还不够到位。何谓革命？说“革（割）了文化的命”的人，其实是不懂的。
很多人一方面维护儒家道统（在我的博客里，都是一些小老百姓，维护儒家道统的却也大有人在，可见其精神控制力之强），另一方面感叹美国出了乔布斯，中国不能出。于是，就胡乱骂一气，最后就骂到毛泽东身上了。这些人，还有其他很多人，是一副什么样的形象呢？正面看西装革履，后面看，两条大“尾巴”，一条从头上耷拉下来，是儒家的那条长辫子（意识形态），一条是从屁股上翘起来的，翘到后脑勺了，是狭隘的“中华帝国主义”的狂妄自大（它也是儒家的变体）。我要问这些人，天天无数人研究“是蜀国还是魏国，才有资格在朝廷供孔子牌位”这样的“学问”，中国怎么能够出乔布斯？毛泽东时代，无名的“乔布斯”，名扬天下的“乔布斯”，还有有名无名的“爱因斯坦”，不知道多少，例如钱学森，合成胰岛素科研集体。你们怎么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了，毛泽东还在正位，就专门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动员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同一年八大召开，八大报告做出远景规划，提出了57项重要科学技术和616个中心问题，并把原子能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项作为重点项目。“中国的爱因斯坦和乔布斯”们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始孕育胚胎。同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导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的事变，也诱发了我国的社会不安定，进而发展出1957年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演变为反右运动（责任人到底是谁，此处不谈），但由于毛泽东严格区分了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和技术科学知识分子的不同社会功能，区别对待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不久后，孕育成熟的“爱因斯坦”、“乔布斯”纷纷降生。五四倡导的“科学”，第一次在新制度下的集体中发挥力量，在我国儒家道统统治的封建社会几千年也无法萌芽、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也用了几百年才发展出来的科技成就，纷纷在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里登台亮相。
三
1964年2月，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发表如下石破天惊的谈话：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要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建，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建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明朝的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器的大发明家，英国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当时，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中央不把他的讲话向教师和学生完整转达。同年3月，他对一个中学校长提出的减少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批示：现在的学校课程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的得到发展的。同年8月，再谈教改问题，他就把矛头对准教师了：你们教员就是会灌，天天上课，哪有那么多课讲的？应该让学员自己研究，然后提出问题，讨论讲课。在大学生中，“高分低能”大有人在，这是旧的教学制度造成的，教改的主要问题是教员问题。唐朝的大诗人，有的连举人都没有考取。大学生要了解社会，参加社会实践，尤其是要参加阶级斗争……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该下乡去。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书里怎么出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教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学生统统下去（参见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毛泽东童年少年时代“六年孔夫子”，《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诗经》、《论语》、《左传》什么的，让他就感到苦不堪言，后来一听说韶山外开了“新学”，就投奔新学去了。在省立一中的时候，他感到课堂上的教学实在刻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就决定自修，还定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就是在这个自修计划下，他系统读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当时翻译为《民约论》）、达尔文《物种起源》、亚当斯密《国富论》（当时翻译《原富》）、赫胥黎《天演论》等西方近代各大家的著作，接受一次西方文化的洗礼。在湖南一师期间，他就主张读“有字的书”，还要读“无字的书”(即社会)，曾利用暑假，邀请其他已经毕业的同学外出“游学”，后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就获得雏形。这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后来就是五四对他的全面洗礼。他在自己第一篇获得社会声誉的文章《体育之研究》里，高屋建瓴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这些，对比于上面他关于教改的思想，不难看到他青少年时期如何看待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思想复活了，并希望把自己的经验提供给社会参照，让他以自己和众多历史人物的经验为基础，后来更融入了几十年对于教育和人材培养的关系的进一步思考获得的认识，来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文革中刘邓退出权力中枢，他的教改设想再没有阻力了，在全国得到实践。这些再次揭示出了文革和毛泽东早年所立“奇志”的关系。我就是文革教改的受益者，我想，很多人也是受益者，不像文革以前和今天的孩子，被书包压的透不过气来、被刻板的课堂教学，窒息了创造力。在这样的教学体制下？怎么出“爱因斯坦”、出“乔布斯”？出不了，就该骂毛泽东吗？现在，举国谈论或者倡导学西方的素质教育，且又不敢真学人家，其实西方的“素质教育”，无非是对毛泽东的上述设想的完善，有些基本上一样。我曾不知道在哪里读到过文章说，现在西方的教学方法，确实是改造中国文革教学体制的结果。我曾在西方中小学看到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和我们当年小学、中学经历的是有极高的相似度。所谓“素质教育”，毛泽东早就给出了完整的答案和全面的社会实践，后人无知，又不敢面对历史，还要骂毛泽东，实在就没有办法了。
四
思想界大腕李泽厚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对于五四发起的“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因为抗战爆发、民族救亡而中断，表达过惋惜。随着改开深入，文革和它的发起人毛泽东，逐渐被主流知识界否定得越来越彻底，文革连着五四的思想脐带就被割断了。1990年代，还是这个思想界的大人物李泽厚，伙同刘再复“告别革命”，跟随者如云，五四渐渐的就开始有罪了。相应地，官方谈五四的味道也变了（由于党的创立和伴随五四而来的马列主义思想启蒙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官方不能彻底抛开五四不谈）。五四精神，除了民主和科学的核心思想倡导，学生运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学生运动本身意味着“造反有理”，毛泽东本人就是在五四期间，组织了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获得成功，张的继任者谭延闿后来也被毛泽东组织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搞的焦头烂额，说“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在湖南待不下去了”。所以，五四精神，一个方面理解，也就是文革中的造反精神，所以，一直是毛泽东时代左翼思想界高举的又一旗帜，它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追求是相辅相成的。文革前期50天，工作组打击迫害学生，毛泽东气愤不已说，镇压学生运动的，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没有好下场。在改开时代，五四和文革，共患难，同沉浮，如同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个极具政治色彩的事实，正好反证了文革和五四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
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在我看来，应该具体化为“救亡压倒了马列主义的启蒙”，这个被压倒的启蒙，在1966年被毛泽东的大手扶起来了。当代青年，如果还认同五四，认同民主与科学，却拒绝文革，拒绝毛泽东，拒绝社会主义，把民主与科学和马列毛对立，和社会主义对立，认为民主与科学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那么，毫无疑问，将遭遇一个思想上的短路，思维系统可能会被短路造成的非正常思想流所摧毁。
文革非常明显的关涉现代政治的公开性、透明性等重大问题，只是其表现非常非不同寻常。西方的广场辩论民主，是自古希腊时期就具有的，而且历经数千年不衰退，一方面它移到了室内，成为西方议会辩论的民主形式，一方面又突出表现在了法国大革命的街头民主之中。美国式的选举和两院制是这两种发展途径的综合。将美国民众在选举中表现出的真真假假的政治狂热，和文革中的无处不在的大辩论与所谓的“毛泽东个人崇拜”对比，在表现形式上它们是不是很类似？
五
文革近因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事件上，根是扎在了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土壤里，是自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同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来，多个政治事件构成的事件链不断延长后的一个终极链，所有“前链”，包括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波匈事件、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7千人大会、“西楼会议”、“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1963开始的社教运动，等等，以及1956年以来其他诸多国际事件，尤其是与苏联有关的各种事件，都对这个终极链作出了贡献，提供了能量和动力。它综合性地体现在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1958年大跃进中创刊时陈伯达任第一任总编辑）发表的自1963年以来评苏共中央的第九篇长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九评》）。该文主题旗帜鲜明，就是反修防修，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系统化理论，做了全面表述，合计15点，对“如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问题作出了系统回答。兹列前三点的部分内容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对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现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结合毛泽东时代的全部历史事件，对该文认真加以分析，不难看出，它一方面是1964下半年的毛泽东对此前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的综合思考后，把经验教训上升为指导性理论的产物，另一方面，是毛泽东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升华。简而言之，文革既不是毛泽东一时间头脑发热的产物，也不是一般愚者而言“是毛泽东晚年犯糊涂”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影响当时中国社会政治走向，两条道路选择的重大事件，作用于他青年时代的“奇志”而催生出来的。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是有500年前的“前缘”的。
六
近因，就人事因素而言，当然就与刘少奇有关。刘少奇在1949年建国以来的表现，尤其是1962年到1965年初这一个时间段上的表现，加速了文革的爆发。但是，刘少奇的表现，即使在“23条”上和毛泽东的争论，也不是导致文革爆发的内在的必然因素。内在的必然因素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产生的、一直保存到晚年的的“动天下之心”，而求“国家富强幸福”的抱负。明白这一点，就告别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庸俗文革史观”。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争是社资之争，这在上一篇里已经交代过。政治路线是由人来组织、执行和贯彻的，终止一条路线，先需要撤换代表和执行这条路线的核心人物。因此，不必讳言，毛泽东发动文革，包含有撤换接班人的明确含义，他要撤换的不光是刘少奇一个人，而是他的路线上的各路把关人马。在导致他们两人爆发公开冲突的“23条”中，毛泽东非常明确且严厉说了，要换掉各级政权位置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516通知”里，他说得更加明白和严厉，甚至用了“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样的说法。也不必讳言，毛泽东和刘少奇是争权，他争的不是私权，而是公权，即为工人农民阶级争权，为他们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权。
1963年5月9日，在给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批示中，毛泽东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蚀，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景象啊”。（1996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转引自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毛泽东从刘少奇那里争来了带领工人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权，毛泽东担忧的“多么危险的景象啊”，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出现，今天，这幅景象是不是出现了呢？不同的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七
1956年的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的那么顺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曾充满了乐观：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为此，在当年的“八大”上，他还主动要求，只提马列主义，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以免让人觉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两套不同的思想体系，造成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乱（关于八大上不再提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有说是刘少奇“去毛”的自作主张。我这里采用的是2011《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说法。根据毛泽东自己一贯坚持的谦虚谨慎的做事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当时他和刘少奇的关系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刘少奇的地位远没有达到敢于“去毛”的高度，以及其他依据综合判断，《党史》的这个说法值得采信），甚至还退到“二线”，放手让刘少奇去全面主持中央工作，自己当哲学家、诗人去。毛泽东在八大上的判断和抉择，事后证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是不当的，让社会主义事业，在别人的领导下，一度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走了很多弯路，如果他没有离开第一线，这些损失和弯路，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一点上，我看林彪的说法，最具有合理性，虽然他的语言很感性。
事实上，社会主义探索进行到1964年底直到毛刘公开争论，虽然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已经建立，但是基础很不牢固，还需要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深刻革命，建立起真正的符合马列主义要求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加以巩固，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之后，还需需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类似的声音，在最近几年我们也能听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30年来经济改革的成果，就有失去的危险性”。它表达的意思实际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重新建立起来了，必须重新建立起相应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以巩固，否则就会有社会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两个时代，两种呐喊，是为不同的制度，但它们遵循的内在的方法论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建立之后，一定要建立相配套的上层建筑来保护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实现。
文革从这个方面讲，就是毛泽东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建立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一致的上层建筑的一次努力。这一努力后来与多种反抗力量相遇而大起冲突，包括与许多是忠臣良将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老干部和他们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相遇而大起冲突。这样看来，无论从那个角度去探索，文革终极指向还是落实在了文化上。因此，清晰的场景就是：文革从政治上讲是建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尝试（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从文化上讲，就是要改造国民性，改造落后的传统文化，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化（这一点很多人不能理解或者不愿理解）。这是同一个事件在两个高度不同的层面的展开，因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里，是上层建筑的顶端的东西（因此，改造起来也最艰难）。（任何阶级的方法论都可以为其他的阶级使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分不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以为用了马克思的某个方法，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喊政治改革最响亮的人，就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了。类似的，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实事求是，许多人只看到实事求是的确是毛泽思想的内容，就以为这样说的人也是完整的、本质的毛泽东思想的坚持者，其实他们说的只是任何阶级都可以借用的毛泽东思想中工作方法上的东西，却不是本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是毛泽东一再强调过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八
许多人说，毛泽东要是在1956年真的完全退下去了，那么他就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而远比美国的华盛顿伟大了。这一说法，是假设毛泽东那时退下，中国一定会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昌明、民主自由法制的现代化强国。可是，毛泽东自1976年到现在已经“退下”三十多年了，“政治昌明”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民主法制自由”了吗？经济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主持的快速工业化建立的经济体系为基础，没有他的国防现代化保驾护航（没有可靠依据证明，没有毛泽东，这个工业化体系和国防体系也会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顺利建设起来），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会是什么样？那是谁也无法假设的，西方人租界和治外法权，早已再现于上海，也未可知。毛泽东1962年以后
“有限的返回”至1966年“完全的返回”，不但确保了我国现代化基础的奠定，也实际加快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是相反。那些茶余饭后的信口开河，是经不起理论驳斥和实践证明的，不可信以为真。遗憾的是，现在到处是这样的信口开河，许多年轻人还是信以为真。这些人，共同的依据之一是：你看，中国现在普通家庭，都有汽车了，毛泽东时代，自行车还是奢侈品。在他们看来，一个人10岁哪怕20岁的时候，一穷二白是无法容忍的，而40岁后的大富大贵与此前的一切奋斗和财富积累都是没有关系的。这些人，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就是贫穷、就是法西斯主义、就是独裁专制”的僵死的教条的思想，不再有兴趣去全面认识真实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些人中，已经处在社会高端位置的或者已经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者，无比感谢资本主义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处在社会底端的（是绝大多数），则宁愿相信自身所遭遇的一切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对于这些底端的人群，我要问的是，如果你们确信，毛泽东建立的制度的确不好，那么伴随那个制度的瓦解，或者说流产，你们所在的阶级，快速下沉到社会的底端，而“新的生机勃勃的”制度，并没有给作为你们阶级中个体分子的你们自己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庇护，使你们走向社会高端，哪怕获得踏进中产阶级门槛的机会，这到底是为什么？
要用联系的、发展的、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方法看待事物、看待历史，这话谁都会说，做起来却不是容易的事。我在阅读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书籍、文章的时候，很少看到这样的方法确实在历史叙事中得到了合理的运用，越是政治权威高的著作，越是运用得差，越是走向这个方法的反面，即走向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走向了“个人意志确定的政治正确性”，甚至走向了低劣的、站在伪道德上的情感发泄。在一般的日常交谈中，类似的东西就更加的数不胜数了。
什么是联系的、发展的、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方法呢？以1开始，以3为级差，列一等差数列，得到的结果是：1，4，7，10，13，16，19，22……，这是“真”；2，3，5，6，8，9……这些数字，对于这个数列来说，都是伪，都不能加塞进去，进去了，也要被发现，被去掉。如果谁列出1，3，6，9，12……，或者类似的其他数列，那也是伪，虽然这个伪数列中，只有1和3之间，出现一次级差为2。这就是“联系的、发展的、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方法。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尤其关于文革，现在的历史叙事，有多少个“加塞的数字”呢？又有多少个“1，3，6，9，12……”这样的看上去很真的伪数列呢？换句话说，有多少不符合实际、误导后人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呢?
一切尊重历史的人，无论你是否热爱毛泽东和社会主义，都有义务去清理这些“加塞的数字”（私货之类），“伪数列”（无逻辑的胡乱堆砌真真假假的所谓事实）。
法国大革命爆发30多年后（正好相当于文革离我们现在的时间距离）米涅用阶级的眼光，写出了不朽的著作《法国革命史》，这一著作，是恩格斯最爱之一，对于恩格斯有重大影响。米涅同时代的托克维尔，用“超阶级”视野，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在20世界下半叶，在社会主义大潮退去的时候，这一著作被“再发现”，简直成为西方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圣经，在我国也成为阅读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性版本。这里，阶级意识、阶级立场所取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缺一部米涅高度的《文化大革命史》，就是要“超阶级”写历史，我们也缺一部托克维尔高度的《旧制度和文化大革命》。
2012-11-10
四、五洲震荡风雷激（上）
说明：我必须再次告诉读者，这个系列只是我反思文革整体内容的一小部分，是专门为那些已经有一些文革史料知识、对文革已经有一些个人见解，却在深入思考的时候对很多重大问题不能释怀的读者所写，“主要是以几个核心人物的政治互动为线索，勾勒出一个文革整体历史画卷”，所建立的是一个扼要的阐释系统。因此，1）内容不会涵盖每个人都可能自以为是重点或者关键历史节点的某些内容，希望某些阅读者，不要说我“以偏概全”（“全”的东西不能都展示在这个系列中）；2）资料的运用是简介式的，以便不占用过大篇幅，削弱文字的韵律和节拍，希望那些想对相关史料有更多了解的人自己去寻找相关史料做展开阅读。此外，材料来源都是严肃出版物，对于早年流传在香港后来进入内地的【京夫子】的伪历史和后来更有名气的出卖良知和良心的【李志绥】的回忆录，以及最近几年吸取他们的教训以严肃学术面貌出现的【张戎】的“学术著作”一类作品和许许多多街头摊贩文学作品、摊贩历史解密，都统统予以拒绝（万一提到将是以反面材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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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文革历史的疑点是从有关记载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相提并论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3年后。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单独阅读文革历史，不再受大学老师的诱导，发现有关记载在作出以上结论的时候，展示的材料隐隐约约表明，林彪对江青并不友好，林彪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并不充分，材料和结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相容性。随后几年我对林彪事件做了必要的材料收集、整理和分析，明显地发现林彪勾结江青集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指控不可靠。与此同时，《决议》又全面否定文革，文革成了浩劫，那么，说江青和林彪反对和破坏文革，就等于说是他们反对浩劫，是拨乱反正。这样明显的政治说教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置？由此我对于文革历史开始了全面的研究，更多疑点的发现和对这些疑点作出合理解释的冲动和决心，把我引导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空。我清晰地意识到，对于文革历史乃至毛泽东整个时代的反思，从根本上讲，虽然也还需要资料的补正，但最紧迫的是建立一个能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系统。这个系统必须要尊重历史本身、遵守基本的思维逻辑、依据唯物历史观的基本方法，对严肃出版物中为某些反毛叛毛反社会主义叛社会主义的尊者讳，而故意遗漏某些材料、故意掐头去尾某些背景、故意转移相关事件核心目标，从而故意隐瞒历史真相的“历史解释”进行辨析和整理，通过分析比对不同出版物的材料差异和材料与结论不相吻合甚至根本对立，指出当前主流关于文革的许多关键结论并不可靠。
现在，在我的视野里，抛开文革其他丰富内容不谈，单单关注人事互动，明显存在完全不同的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明的，就是一般读者现在能够读到的：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力无端地错误地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江青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助纣为虐，伙同毛泽东制造了这场浩劫，使许多革命有功的老干部、许多无辜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受打击迫害，甚至失去生命。革命老干部、正义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与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做了坚决的斗争，老干部是抵制文革错误的核心力量，因为他们的抵制，才使文革浩劫造成的损失最小，我国在文革期间依然取得了很多的经济和科学成就。——在这一线索中，江青、林彪早期获得的“破坏文革”的标签被摘除，被确定为文革浩劫制造者毛泽东的帮凶。
第二条线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暗的，是坚持第一条线索解释历史的人坚决不承认而一般读者不容易读出的，大体是：鉴于建国17年来的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教训，毛泽东认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之所以不稳定，主要原因还在于党的领导干部中很多人搞社会主义的意志不坚定，一有风吹草动，就想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甚至党内存在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已经占领了各级国家政权的各个关键位置，必须来一次触及全面问题和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大行动，才能解决上层建筑里存在的根本问题，建立起与公有制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此就发动了文革。但是文革被党内各种政治力量利用了，这些政治力量在不同的时期或团结一致或针锋相对，各自操纵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甚至人民军队，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进行干扰和破坏。干扰和破坏势力在1966年的“516通知”到1966年底这个时间段，主要是刘少奇为代表的当权派，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主要是不愿让出权力位置给工农干部接班人的革命功臣当权派，即老干部集团（较早被打散的刘邓残存势力加入其中）。江青最准确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自始至终是文革的最坚决支持者。林彪较为复杂，一方面作为毛泽东最信赖的战友和学生，文革开始时是最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另一方面随着文革的深入，当老干部和毛泽东的冲突发生后，他作为战功赫赫的元帅，对于一些老干部尤其是军内一些老干部又表现出惺惺相惜，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开始有所保留，此时他既要支持毛泽东，又在很多时候暗自对一些老干部尽力伸出援助之手，对另一些实施打压，并坚决抵制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思想最坚决的江青团队。他以“新接班人”的身份游走在各种党内力量之间，结果成为各种力量合力攻击的牺牲品。“913事件”之后，老干部被毛泽东解放后“王者归来”，却并没有按毛泽东希望的支持他倚重的江青集团（此时“四人帮”已形成），一同巩固文革成果，而是与他们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杀。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是想铲除党内资本主义意识，至此他却发现，在党内高层包括他后来授予实际掌握国家生死大权的老干部之中，社会主义意识的缺乏和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抵制，比他原来估计的远为严重，自己曾经的战友多数不过是“打江山就要坐江山”的传统军人和士大夫，很少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为了国家稳定和人民安全计，就不得不向老干部作出最后的让步，放弃交班王洪文的想法。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是毛泽东1975年写给周恩来的。很多历史的答案其实就在这一首“诉衷情”词里。老干部集团实际上是干扰和破坏毛泽东文革战略的最关键的、最持久的、最后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力量，而老干部背后的支持者一直是周恩来，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周恩来是组织上站在自己这一边（我理解为传统的“忠君”），路线上是站在老干部一边（将在讨论周恩来的章节里系统讨论）。周恩来是老干部的后盾，（似乎）也是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因此在按照邓和老干部意思写出的文革历史中，他是最后的正确者和最完美的文革偶像。这反映出的是一种成王败寇的简单的、线性的、封建的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下，1949年的毛泽东对于蒋介石和自己内部战友都是最后的赢家，所以毛泽东是民族英雄，1949年后（蒋介石在区区小岛）毛泽东因为文革成为党内最后的输家，所以毛泽东就是法西斯主义者，是制造浩劫的人。
老干部集团和刘少奇自延安整风开始就矛盾很多，他们的矛盾在文革初期，通过老干部参与打倒刘少奇得以了结。邓被毛泽东做了区别于刘的对待，又被毛留下来整合各种力量。这样一来就看到，现在见到的文革历史，是邓和老干部共同意志的产物。根据邓的意志，刘是一定要平反的，否则他无法启动自己需要的改革；实现自己多年以来走资的理想，如果单单只是由老干部来写文革历史，刘少奇未必能平反，至少不会那么快平反。所以，现在的文革史，是邓和老干部共同意志的混合物，也是他们政治妥协的产物。在这样的妥协产物中，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倒刘中的关键作用一笔勾销了，留给初级文革阅读者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
以上明的线索，人人皆知，几句话就够了，暗的线索即使多用了一些笔墨，也不见得人人都能明了。现在最正统的说法，也承认文革中有干扰者和破坏者，谁是干扰者和破坏者？怎么干扰和破坏的？没有交代。但显然可以推知。既然江青、林彪都已经“鉴别”出来是文革的积极支持者，是打击迫害刘邓和革命老干部的妖孽，那么干扰和破坏者还能是谁呢？发言者的位置坐标不一样（就是立场不一样），结论是不一样的。
以上的长篇交代决非无关紧要，读者有了第二条线索在心里，阅读和理解本系列就容易很多了。
系列2对毛泽东和刘少奇文革前的互动作出了必要交代，并指出了两人的关键性分歧表现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社教二十三条”讨论中（系列3对相关历史背景有补充的说明）。“二十三条之争”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演变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对于最初级的阅读者来说，都不难理解。这一事件在不同的出版物里侧重是不一样的。例如，1998年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用了将近八页的篇幅进行讨论，却对毛泽东拿出《宪法》和《党章》为自己维权是避而不谈，2011年的《党史》，只有不到两页半的篇幅，对两人的分歧轻描淡写，更没有提毛泽东拿出《宪法》和《党章》的事；2003年的《毛泽东传1949-1976》用了19页的篇幅表述了很多细节，谈到了毛泽东用《宪法》和《党章》维权的举动，但是，对两人的争吵写的温文尔雅，不像是什么大事，又专门提到刘少奇事后做了自我批评，给毛泽东道了歉，并在结尾的时候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不了了之”。
这些表述很难让人认可毛泽东在这次争吵之后，萌生“废黜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想法具有足够理由和正当性，若不是毛泽东自己在1970年12月会见斯诺的时候，说自己“废黜接班人”想法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一般读者会觉得这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甚至还会感到毛泽东个人的“面子问题”主导了他的“废黜接班人”抉择，刘少奇是知错就改的开明君子，毛泽东小题大做、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好面子而不顾国家生死存亡（类似的历史解读，还有更早的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争论，好事者后来还一再强调梁漱溟晚年后悔当时不该不给毛泽东这个一国之主“面子”，以至于毛泽东丢了“面子”才大发脾气批判梁漱溟——这都是在掩盖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大是大非的“主义问题”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面子问题”。这大概就是所谓春秋笔法吧。
事实上，“二十三条之争”是此前几年在多个重大事件上两人分歧的集中爆发，与毛泽东的“面子问题”毫无关系，是完完全全的主义之争（参见本系列2&3）。毛泽东认为，自社教运动以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所代表的搞法，是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打击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搞得基层干部和群众人人自危，是根本错误的，不能再那样搞了。这等于是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兵团化的工作组，简直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扭转了社教运动方向，改变了社教运动的性质。可是，刘少奇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不予接纳，还粗暴打断毛泽东发言（导致毛泽东第二天拿出《宪法》和《党章》维权），反复强调“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他这样做，第一，是用“四不清”和“矛盾交叉”做借口为自己扭转“社教运动”方向的原则性错误做辩护；第二，是用“玩政治太极”的手法，间接拒绝继续进行毛泽东坚决要继续进行的“社教运动”。这类手法，瞒骗一般党内干部，包括某些高级干部，可能成功，要想瞒过毛泽东，只能是适得其反，更加强化毛泽东此前就产生的对他和他所代表的路线的不满。由此，毛泽东最后认定：刘是死心塌地不搞社会主义，要搞成社会主义恐怕需要更换接班人”（后来“社教运动”直接纳入文革之中不单列，也足以支持“文革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非是要打倒刘少奇”的说法）。
刘少奇抵制“二十三条”核心精神无效，“二十三条”下发后，全国农村基层干部人人自危的局面一扫而去，基层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农村形势很快改观。这是有关史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因而不得不记录在案。它们说明毛泽东是对的，刘少奇是错的。后来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说“联想到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指的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刘少奇把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当作“地富反坏”打倒，形式上好像是坚持社会主义，是左，实际上是制造基层干部群众冤案，制造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党的不满，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右。它的典型代表就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011《党史》论及“四清”历史时，关涉桃园经验的文字仅有一句【党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绝对是正面意义上的，还把王光美的名字隐去了）。
在“二十三条之争”后，毛泽东就开始酝酿“废黜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方案。对相关历史事件系统梳理后不难发现，在最初形势不明朗的时候，毛泽东采取的是“文攻武卫（虚实结合）”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很容易被不同立场的人表述为“阴谋诡计”。
先说“文攻”
攻击第一目标选择了吴晗及其1961年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炮弹是由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批判吴晗的文章，姚文元把吴晗《海瑞罢官》中“退田”和“平冤狱”与1962年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做了联系。由此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麾下第一大将镇守北京的彭真大起冲突。彭操纵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抵制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各报转载（含中央级报纸），毛泽东无奈，让上海出小册子，彭真又授意北京新华书店不订阅，后来是周恩来出面（注意这一细节：周恩来的关键作用），彭真才同意《北京日报》予以转载并由他彭真本人亲自加按语限制其政治影响力，《人民日报》则是由周恩来自己加按语，上海的小册子北京新华书店同意订阅但不发行（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这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毛泽东说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舆论控制领域的表现，现在绝对代表官方观点或者为官方宣传的书籍，对此实际情形是不记载的，有的则是单把毛泽东的这句话拿出来说事，给人感觉是毛泽东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为了打倒彭真进而打倒刘少奇就武断指控彭真。
其实彭真代刘少奇出马抵制毛泽东的战略，早在1965年9月就十分明显了。当时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建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等。会上彭真谈了党建问题，与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大不一致。彭谈话具体内容读不到全文，但从《毛泽东传1949-1976》（页1396）中的片段和毛泽东的插话分析，不难看出，彭认为党里高层没有修正主义，基层党领导也没有官僚主义，毛泽东作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判断根本不成立。这个判断和毛泽东的判断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说当时谁也无法辨别谁对谁错，那么几十年后我国社会发生的经济制度和政权性质的质的变化，已经做出了最后的裁决。严家其《文革十年史》里有个记载说，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点了吴晗的名，彭真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毛就当面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一问一答结合党建问题彭毛的看法分歧，不难看出，彭真在玩弄辞藻，在他眼里和心里，毛泽东完完全全是“二线”领导了，毛的话可以不听。王任重记录的毛泽东对彭真讲话的插话中有这样的话：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毛传》页1396）
有以上背景在，姚文元批吴晗文章遭遇彭真的坚决抵制就不难理解了。姚文11月10日在上海发表后，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告诉彭真（第一书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同月22日，彭真还亲自对毛泽东讲：“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玩弄政治手段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程度实在难见。毛泽东要批判的是吴晗作品流露出的思想倾向，不是批判或者指控吴晗和彭德怀的什么组织联系，彭真完全是公然偷换概念，转移矛头所指。还有他的
“只问真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只问真理”，还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那又为什么对于姚文元一篇直指刘少奇当年支持的、现在依然支持的党内资本主义思潮的文章那么敏感，那么害怕讨论，要动用组织手段加以阻拦不让转载和争论呢？公开记载的彭的话是如此冠冕堂皇，没有披露的彭的话又如何呢？这在他不久（二月）搞出的《汇报提纲》（简称，以前简称《二月提纲》）中就原形毕露了，《汇报提纲》里没有一点“只问真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棍子挥向左派，帽子扣给左派（参见“516通知”对《汇报提纲》的反驳）。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的不满”（《毛泽东传1949-1976》页1403）。随后约两个多月，毛泽东就在谋求让中央撤销《汇报提纲》，直到4月初中央书记处才同意【拟】（注意是“拟”，我加括弧突出一下）以中央名义起草通知撤销《汇报提纲》，并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而后不久（5月4号-26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离京未参加)，最终撤销《汇报提纲》，同时撤销彭真控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彭真本人（和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受到批判。这次会议还重新设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文化革命小组，并通过了事前毛泽东审改定稿的“516通知”。这个通知的形成，不但标志毛泽东旷日持久的“文攻”取得关键性战果，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展起来。
再说武卫
文革前毛泽东到底是否大权旁落？现在众多的出版物（包括不少正式出版物）和坊间流传的说法，一方面直接或者暗示说，毛泽东自1959年以后，就大权旁落给一线的刘少奇了，为了夺回权力，他就发动文革；另一方面又直接或者暗示说，毛泽东自1957年以后就掌握着绝对权力，开始个人专断，结果搞出国家一场浩劫。第一种说法的立论依据是，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不得人心，自知没趣，就“让贤”刘少奇，结果刘少奇在党内坐大，他自己大权旁落。后一种说法的立论依据是1957毛泽东“反右”，打击知识分子，此后又用绝对权力在党内发动多次运动，直到最后在文革中搞个人崇拜，绝对权力登峰造极。不难看出，第一种说法依据的是封建制家长的参照系，说毛泽东杀功臣，结果多行不义而自毙，第二种说法则是依据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经济参照系，说毛泽东搞社会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参见系列2）。两种关于毛泽东权力是否旁落的对立观点到底为什么同时存在于同一出版物，同一作者头脑中，也被现在许多人同时接受？我感到的是可笑之至。
对于刘少奇权力的夸大其词，即使严肃出版物，如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也存在，陈明显就强调刘少奇经过多年的党内经营，已经权力坐大，毛泽东担心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组织手段解除刘少奇的权力，就周游外地深谋远虑，还回了湖南，到“滴水洞”居住几天，最后决定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火烧中央，打倒刘少奇。野史如【京夫子】的记载，就更煞有介事，说毛泽东在湖南请算命先生算了命，算命先生说，刘是卯金刀（刘字繁体的构成），要拿掉他的权力就只能出怪招，“飞沙走石”，把卯金刀的杀力化于无形。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纯粹的瞎扯淡，但信者很多。关于刘少奇是否达到某种“绝对权力”，党史权威之一李捷根据史料做了澄清：说毛泽东大权旁落，是站不住的脚的（见系列1）。我赞成这个说法。
既然如此，毛泽东是不是就根本不把刘少奇的权力放在眼里呢？显然不是，他一贯是战术上重视对手，战略上藐视对手，对于刘少奇可能采取极端措施应对是有防范预案的。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1965年开始抉择到1966年5月正式发动文革，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北京，而是游动于杭州、上海、湖北和湖南等地方，1966年7月18日，即文革发动后两个月，回到北京还是不住中南海，先住玉泉山，住一段时间后，觉得太不方便，就挪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这样的细节，官办出版物是不会特别指出的，作为深度反思者，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们彼此的关联和它们与表面事情的关联，并把它们集中起来做一个点线面的构想）。他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杨尚昆早年就和刘少奇一道多次违反中央纪律（见系列2），还有“窃听器事件”在案。虽然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文章同一天，杨尚昆被免职，汪东兴接替杨任中办主任，但毛泽东还是有理由怀疑自己中南海住所不安全，无秘可保——现在说所谓“窃听器”不过是个录音机，安放也是毛泽东同意的，中央批准的，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坊间更有无耻之徒，说什么专列上如何如何，毛泽东自作自受，丢了面子，就出尔反尔说人家杨中办不该放置录音机。哈哈，真是好分解。
第二，在形成“516通知”的会议上（当时毛泽东在外地），林彪大谈“政变经”，现在一般记载都说是林彪搞阴谋诡计装神弄鬼，可实际上决非事出无因。官版资料显示，此前林彪是到杭州和毛泽东面议过的，林彪该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发表的讲话（至于给江青的“黑话信”，毛泽东说自己并不赞成朋友的讲话，与此并没有矛盾，留以后谈“913事件”再谈）。而且，根据其他多个材料证实（例如朱永嘉的回忆），会议前夕，北京某军以拉练名义调离北京，林彪直接控制的某部队进驻相关位置（很早就有一份据称是南斯拉夫记者所写的历史见证材料在网上流传，说“23条争论”之后，刘少奇就在谋求中央全会罢免毛泽东权力，并做了相关非常性应急预案，遭到林彪所部的阻挡。这份材料现在还在网上流传，因为不见于正式记载。我不采信。不过，其中也提到后来北京部队换防，则和严肃记载构成互相印证，与林彪会上讲话形成暗合。故此处提到此材料，读者采信与否，自己决定）。我想，毛泽东通过交给收集到的历代宫廷政变材料（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朱永嘉口述回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暗示林彪（应该不是直接授意）在会议上谈政变经，是虚实结合。实的一面是，毛泽东自己在杭州一带，爱将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林彪在北京（有材料说，毛泽东叫林彪最好也不要留在北京。如果此为实，那只能解释为毛泽东在测试林彪的忠诚度，林彪过了测试关，毅然留在北京，出席在发出“516文革号令”的关键会议上，监控着会上每个人的举动），这样一摆开，三点一线，首尾相接京内京外联动，任何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虚的一面是，让林彪的讲话告诉刘少奇，我是做过一切准备的，按原定计划对彭真等人做出组织处理后，心甘情愿也好，心不甘情不愿也好，如期发出“516文革通知”，不要有任何其他的轻举妄动。此所谓“伐其谋”。如此“兵临城下”，刘少奇就不得不就范，在主持扩大会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之后，一杆子把他们全部拿下（去职）（这次会议得以进行并完成议程，周恩来也起了关键性作用，见此系列以后相关论述）。当初毛泽东为了保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得不在1953年拿下高岗又在1959年拿下彭德怀，现在轮到毛泽东迫使刘少奇拿下自己的爱将了。经过此一“武卫”，毛泽东就非常清楚刘少奇在党内的权力是被其“信徒们”喳喳呼呼大大的夸大了，刘在党内实际上没有真正可以抗衡他本人的实力（后来军头为主的老干部集团出来对抗毛林的时候，就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了。此处按下不表）。
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四年前演出过的剧目作为“文攻”发起点？有关历史记载无非是说“欲加之罪”，读者自己随便参考那家的说法都可以，反正基本都大同小异，是站在道德的喜马拉雅山上，搞道德攻击，永远正确，却毫无意义。我在系列3里说，文革是一个连续的历史事件链上的终极链，那么吴晗及其《海瑞罢官》是怎样焊接在这个终极链上的呢？
吴晗辩称他1961年的《海瑞罢官》中写“退田”、“平冤狱”与1962年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不沾边，理由是，他的历史剧是1961年写成的，而“单干风”和“翻案风”是1962年刮起的。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不能成立。相关历史材料对1961年全国不少地区农民自发分田单干现象都有记载，我选取最权威的2011《党史》记载为例，《党史》说：【安徽在“大跃进”运动中是一个五风盛行的省份，后果异常严重，为了生产自救，少数人搞起了……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形式……到1961年底，安徽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总数91%。实际上，这时除安徽以外，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也都是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页611-613）。这一年毛泽东发起了“大兴调查之风”，刘少奇“响应号召”于1961年4月1号到他的湖南老家蹲点调查了44天（《党史》很肉麻吹捧刘的这次调查，至于刘在大跃进之中干过什么，我特别注意到却几乎没有任何记载，仅在不多几次中央会议上出现过他的名字），刘少奇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且在他看来这与他自己无关，进而就是1962年7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的“一片漆黑论”，否定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论”和他自己7千人会议上的定调，随后就是“单干风”伴随“翻案风”。吴晗何许人，北京副市长、市委书记邓拓的杂文搭档（《燕山夜话》主笔之一），老板是彭真，彭真是刘少奇的京畿第一大员。吴晗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和这样一种人事关系链上，写《海瑞罢官》，赞“退田”，赞“平冤狱”，与“单干风”和“翻案风”有无必然联系，七岁儿童也会给出正确答案：迎合刘少奇当时的路线需要，为刘推出“包产到户”先行制造政治舆论。
1962年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三风刮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名批判过历史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是认定刘少奇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刘志丹》和他的作者李建被毛泽东点名，吴晗却是安然无恙。可时过境迁，“23条之争”后，毛泽东已经有意和刘少奇政治上划清界限了，还批评有“两个独立王国”（指刘邓把持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主管的国家计委），还决定要全面发动文革，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那么，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成为靶子再自然不过了。这样做，从政治上讲，好处还在于，可以给他们两人都留有回旋和缓冲余地。彭真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吴晗是彭真的副手，拿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开刀，可测试刘少奇和彭真的政治应对，事情发展若朝积极的一面去的话，他可以与刘继续合作，重修旧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若朝消极的一面去的话，他可以视具体情况随时调整对刘少奇该当采取的最后策略。刘彭实际应对上面“文攻”已经谈过了，彭真超级敏感，冲锋陷阵，猛冲猛打在前，结果被第一个拿下，北京市委也在“516通知”实施后被改组。
拿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开刀也切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主题需要。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担当着文化传承物质载体的功能，因此，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可以折射出文化的各种色彩，动天下之心，从正面需要看，要用知识分子的笔，从反面需要看，要拿知识分子做教材，把他们所承载的文化，通过具体的事情展示出来，供民众观瞻，对照检讨与改进自己。鉴于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突出贡献，毛泽东其实是特别器重他们的（参见本博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字和本系列3）.可是1957年知识分子的表现实在太让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失望了，1957年后，毛泽东越加器重科技知识分子，却对鼓舌摇笔的社科和文艺知识分子特别警惕，不让他们翘尾巴。上面说了，1962年，他们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推波助澜，毛泽东敲打他们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在1963年，毛泽东就批判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是“外国死人部”（这也是对当时文化界最好的描绘，看看今天现实吧，毛泽东当时批判过打压下去的现象是不是几十年后完全复现出来了？）1964年对他们的敲打从文艺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多方面，哲学界的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孙冶方的“企业利润论”，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都遭到批判，到这个1965年，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吴晗即使没有上面的人事关系牵扯的政治派别原因，成为“文化革命”的靶子也合情合理。
再者，拿吴晗开刀也切合“坚持社会主义”这一现实题材需要。实际上，自1957年以来到1965年，知识分子其实一直都没有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总是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梦，并作相应的反抗。《海瑞罢官》的诞生可以说是195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对抗的一种结果，还直接事关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两个人的合作与分歧，通过重提《海瑞罢官》就能提纲挈领把1959年至1965年的全部社会主义探索历史，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从精诚合作到逐渐发生分歧的过程和分歧的本质，再现出来，供党内外一切人作出政治选择，达到教育全党和全社会的目的。毛泽东曾直接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没有直接回答（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毛泽东传1949-1976》）。现在，因为把毛泽东晚年和他的文革全盘否定了，后来的读者当然会觉得姚文元和毛泽东都是诬蔑陷害，和搞社会主义无关，这是自然的。但是，以上论述已经确凿无疑表明，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奋斗目标的时候，所牵涉到的问题确凿无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历史是历史，不能站在现在正确的政治立场去否定当时正确的政治立场。
此外，吴晗还有一个重大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刘少奇和他的官僚主义团队与知识分子正在形成政治同盟。这方面的证据实在太多，以上1962年的“三风”就是这个同盟合作的开始，还害死了一个秀才田家英。
2011《党史》页713有这样一段记载：
【（1962年九月）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前，刘少奇特意提出，鉴于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在实际工作中纠‘左’的教训，这次全会批判彭（德怀）、习（仲勋）、邓（子诙）的情况，只传达到党的中上层干部，不向下传达。全会接受了这一意见】
在710也更有这样一段记载：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在阅读中宣部《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时看到，国家机关党委曾确定几个人为右派甄别对象。他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情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极”。此时八届十中全会已经结束。但这件事情，还是会议开始前的一些情况联系起来了，从而加重了对形势的判断。】
这是两段很容易被忽略的记载，事件顺序和记载页号顺序倒过来了，用来解释的事情表面上没有关联，但是稍微结合前后历史一思考，就不难看出，此时的刘少奇不但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开始政治利用“庐山会议”，拉拢知识界和高层支持彭德怀的力量，积累个人政治资源。
阅读1962-1965这个时期的材料，还可轻松找到许多材料，从中看到，毛泽东在“二线”倡导批判知识分子这个那个，最后都是被“一线”的“独立王国”卡住，大多时候毛泽东“政令不出中南海”，例如系列3中“教改谈话”，就被刘邓封杀，相关例子太多，不一一列举（这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权力的丧失，而是意味着他尊重“一线”的领导，服从组织原则）。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一旦结成政治同盟，而不是和工农阶级成为兄弟姐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危害是巨大的（这只要看看改开以来知识分子的表现和今天无数人骂知识精英的程度就知道了。参见本博《知识分子：从龙套演员到编剧》，《精英和精英主义》等文字）。对此情形的担心，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毛泽东早先倡导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后来谈的就是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了。吴晗政治上和刘彭一条线，不知不觉落入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第一波火力之中。
毛泽东为刘少奇背黑锅罢彭德怀的官，刘少奇自1962年起就反过来还要利用这口黑锅构建自己的权力金字塔，不难看出，毛泽东看出了刘的意图却不让他达到目的，在1962年下半年果断制止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1965年“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就启用彭德怀。就是说，在彭德怀问题上，毛泽东相比于刘少奇是占着先手的，1965年，毛泽东又将吴晗《海瑞罢官》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既坚持了1959年自己的路线正确性，使历史走向具有鲜明的路线一致性和连续性，又使刘少奇不再有机会利用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做什么新文章
以上讨论引出一个结论和一个疑问。
结论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如何发动、范围多大、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标等等问题，他没有拿定。那时，他的概念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大革命”。“23条争论”出来之后，他就觉得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在细枝末叶问题上来来往往，必须来一次大解决把刘的道路问题纳入这个大解决中，“一次大变动顶20年的教育”是当年他推崇的《新民学会》战友何胡子（叔衡）的思想，他该不会忘记。这些也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疑问是：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那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个什么组织？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阅读文革历史时，我一直没太在意这个组织，以为它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预备领导小组。看来不是。2011《党史》说它成立于1964年，具体日期没有给出，成员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全是知识分子和官员，在当时看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官僚的同盟体，他们掌握了中央的“喉舌”。1964年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概念已有，但还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如果这个组织是按毛泽东的意思搞的或者毛泽东事先很清楚，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对它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如果不是，那么说明刘少奇已经很早就明白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意图，这个组织就是刘邓“独立王国”
（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下属机构，是他们先期卡位，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操控文化革命主动权的一个战略步骤。如果是这样，从吴晗开打后，争夺文化革命控制权就必然是要围绕文革五人小组展开，非拿下彭真并解散五人小组不可，进而成立新的文革小组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上面我用较大篇幅梳理了吴晗《海瑞罢官》反映出的大历史背景、具体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指出：吴晗，无论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自觉不自觉，都实际早在1961年开始就已经确凿无疑成为刘少奇路线在文化界、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说“吴晗是朝里有人”是点到实质，用他的《海瑞罢官》来拉开文革的序幕，有文化、政治和组织路线等多方面充足的理由，并非是“欲加之罪”。
吴晗1965年遭到批判先是战战兢兢后来自杀了，他的死，抛开一切具体的种种政治原因不谈，传统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斯文不能扫地的意识是重要的个人人格因素，打个不合适的比如，他若是李锐那样的滚刀肉，没有任何尊严和廉耻可言，是不会自杀的（就此也可以说，即使抛开阶级性不谈，无论从传统知识分子还是从现代知识分子的正面人格来看，李锐的存在都是正派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当年，刚开始批判吴晗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句：叫吴晗继续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此话是否画龙点睛？留待后人继续评说吧。吴晗的死让很多人可以事后大发慈悲，大骂毛泽东江青姚文元等人惨无人道，大骂文革没有任何正当性。这些慈悲者继续慈悲吧，我是不奉陪。不过，就我的观察，这样的慈悲者一般是不会对任何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慈悲的，在他们眼里“浩劫”时代吴晗的命要比盛世里冻死在垃圾箱里的五个孩子的命至少多值两个铜板。先就此暂别吴晗，返回主题，不多时，我们会再见吴晗。
《五一六通知》标志文革揭幕战收官正剧开始，长期以来，舆论围绕《五一六通知》所做的最典型的误导，莫过于先说它是文革的纲领文件，再抽出其中含有“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句话的一个或者相邻两个自然段，和刘少奇做直线连接，还特别强调这两段是毛泽东亲自加进去的，暗示“毛泽东发动文革唯一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文革实践检验，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了，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这是以两个非真判断命题为大小前提，用简单“三段论”推理得到一个倒果为因的非真结论，代表的是主流阐释者的思维过程。长期以来，就是这个非真结论，几乎成为“普遍真理”，控制了许多人关于文革的认识。别说是一般的阅读者，即使是对于文革有所了解，对于这样的“普遍真理”已经有很高免疫力的老读者，反反复复读到这样的误导，也不一定完全能抗拒它的力量。这便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控制的作用所在。
《五一六通知》精神实际上是社教“二十三条”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思想的系统化和具体化，与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就一直坚守的意识形态领域指导精神完全一致，文件中所谓“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
“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
“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五一六通知》就是要求“一线”的刘少奇清理这些人，否则刘少奇自己将被清理。这就是说，《五一六通知》一方面是全党行动的共同纲领，一方面是毛泽东向刘少奇发出了最后警告，也是最后保护令！刘少奇根本漠视这最后的保护令，继续我行我素，在文革开始后头50多天时间里，故伎重演，试图组织其在党内的山头势力扭转他的先锋官彭真没有替他扭转的运动方向，由此激发了党内党外各种政治力量各怀异心影响文革发展方向，并反作用于刘本人。毛泽东为了控制文革不偏离《五一六通知》要求的大方向，才在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下最后决心，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动员党内力量从组织上终止刘的接班人地位。从形式上讲，《炮打司令部》才是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死亡判决书（注意是对他的接班人地位，不是对他的肉体）。《炮打司令部》是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和一系列具体政治事件形成的巨大物质力量作用于毛泽东头脑的结果，绝不是他的感情用事（详见后文）。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五一六通知》精神为标志的文革本来立意高远，切中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要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并给新历史条件下民族新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指出了具体方向，提供了具体指导，也就是说，它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主题十分鲜明。由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后来实际发生的一切，并未完全按照其预定的轨道进行，又牵扯到一些政治人物命运的波澜起伏，更由于后续的红卫兵运动和工人造反夺权运动，搅动了以国民劣根性为重要表现形式的中国深层传统文化，各种深层文化沉渣泛起，不但覆盖了新文化的亮色，摧残了新文化的新枝嫩叶，更导致一些人（尤其那些反对文革者）的严重激进行为和对立派别的反制激进行为，进而发展为社会动态型局部混乱，后来的历史阐释者，就故意把从深层传统文化泛起的沉渣、一些人的过激行为和局部的社会混乱，当作文革的主题和本体来叙说，以至于一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事件，被表述为“浩劫”，被表述为对“文化”的破坏，那些固守传统文化劣根一面的道学先生们则直接说文革是“革了‘文化’的命”。
这些本来是那些仇视毛泽东、仇视一切被压迫者被解放、仇视工农阶级地位快速上升的自利的资产阶级，刻意选择材料搞的断章取义的说教，在当今时代居然有大批的被压迫者、大批的工农阶级子弟无比坚定这些说教。更有甚者（不知其真实地到底是来自哪个阶级），打着热爱毛泽东的旗号、打着“一分为二”看待伟人毛泽东的旗号、打着心系国家前途命运拒绝草菅人命的旗号，说毛泽东是“用理想杀人，杀功臣”和朱元璋杀功臣保他的朱家江山无异。
这些轻信说教的人，不知道说教者的所谓“文化”与现代文化毫无干系，与一般意义的文化泛指也毫无干系，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奉为圭臬的传统文化，甚至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的糟粕，再加上一点佛庙里的泥菩萨什么的——因为红卫兵砍了不少泥菩萨脑袋或者砸了整个泥菩萨；他们的“文化”更与社会主义新文化格格不入，在他们眼里，以“螺丝钉”精神、“钉子”精神、“傻子”精神、雷锋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白求恩精神、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造反精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自由精神等等所代表的正在破土、发芽、成长的新文化，是丑陋无比的贱民文化、落后文化，因此他们听到代表这样文化的歌，看到代表这样文化的诗词、小说、戏曲、电影、舞蹈等等就满身要起鸡皮疙瘩。
列宁说：“旧学校都渗透了阶级精神……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与休闲”（列宁《青年团的任务》。我们今天的各级学校还是毛泽东的新学校吗？看了青年一代中许多人对于工农解放者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的评价，我是高度怀疑的。我在今天许多的学校到处都看到“穿了黑丝袜打扮时髦的于丹在赞美孔夫子”和“穿了地主老财金钱豹纹绸缎袍子的孔庆东在赞美‘代表传统文化’的毛泽东”。从这样的地方出来的青年一代，包括“工农的年轻一代”，是不是列宁嘴里的“资产阶级的奴仆”，恐怕并不需要列宁亲自来给出正确答案。
那么，《五一六通知》具体内容到底如何？十分有必要在此把要点归纳一下。
首先，从严肃党纪出发，对彭真玩弄政治手腕，阳奉阴违，假借文革五人小组名义却按个人意志制造《二月提纲》（现在都改称《汇报提纲》），提出严厉批评，指出《二月提纲》违反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路线和1962年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原则，中央决定对《二月提纲》予以撤销。
第二，在政治上，它站在工农无产阶级阶级立场，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对《二月提纲》打击左派，给批判吴晗的左派扣上“资产阶级学阀”的帽子，却又把彭真自己所代表的派别确定为“无产阶级左派”，试图把文化革命的方向“扭转到右的方向”等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在思想方面，它一针见血揭露《二月提纲》抹杀真理的阶级性，泛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违背“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马列基本论点，保护资产阶级独享的自由平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什么阶级之间的平等，只有你死我活；同时，揭露《二月提纲》要的“放”，就是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并指出这样的情形必须不能再继续了。“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对所有这些“牛鬼蛇神”和他们所代表的思想进行批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才能赢得自己的阶级胜利。
第四，在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方面，它毫不留情指出，《二月提纲》打着“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旗号，开辟文化新路，实际上就是要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反的路，重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除此之外不需要彭真他们开辟的新路。
最后，倡导全党：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因为有毛泽东的最后把关添加精华思想，其洞察力穿越历史黑暗、尽收现实光明、一览未来世界无穷无尽的未知。这样的洞察力从何而来？从工农阶级多难的命运中来，工农阶级以往的苦难、现实的艰辛和未来的危机，没有多少领导还在意着，只有毛泽东念念不忘，他自1962年以来，对“一线”党内高层不知强调了多少次，却没有人认真听，他最后只能对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表达自己心与情之所系：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现在还活着，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五一六通知》的思想和理论，当时不为广大的实践者所确切理解。但现实是最好的历史教材，近几十年来工农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地位自由落体式垂直下降，《五一六通知》的历史底蕴终于浮现在现实层面了。似乎有理认为，与其说它是一份过去的历史文献，不如说它是一份发给当代青年的动员令，要求当代青年去迎接历史的挑战。是当列宁不屑一顾的资产阶级的奴仆？还是当毛泽东试图培养成为的无产阶级战士？任何“第三条道路”其实都是暂时的通路，走了一段就会发现，那是真的【No
through Road
(此路不通)】，因为无论是你们自己还是整个工农阶级的解放都远不彻底，要彻底就必须把压迫与剥削的土壤彻底铲除，就必须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革命。
本博在《新一代青年的思想入口和政治出路》说过：【当代青年的思想入口，我以为就在于思考文革……一个思想者能想到的任何人类有价值的思想和世界历史大事件，文革里全有反映”，“文革带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的各种特征，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脐带，法国革命的剖腹产刀口，以及俄国革命的输氧管，但它100%是内源性的——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撕心裂肺捶胸顿足乃至挥刀自裁的反省”，“为什么会有“516通知”，会有《炮打司令部》，会有更早的批吴晗《海瑞罢官》，以及今天会有邓玉娇、杨佳、马加爵、彭宇案、上海“鬼妹”救我们同胞，还骂我们是“fucking
Chinese”；会有贪官污吏，腐败越反越腐，会有中国的事情先要请示白宫；会有今天你们自己当房奴，当油锅里的豆子，然后牢骚满腹，等等】。但愿，当代青年能从文革历史中吸收到有用的思想营养，获得改变自身现实和整个社会现实的动力。
与《五一六通知》相联系的另一桩公案按现在的叫法是“彭、罗、陆、杨事件”。解除这四人职务被后来人故意添油加醋，佐以许多文人口水，制造出无尽的流言蜚语，流言蜚语又引发更多的流言蜚语，对毛泽东本人的声望名誉造成了巨大伤害，对梳理整个文革的历史形成巨大阻隔。
他们四人的问题事由和时间先后都不一样，仅仅因为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一次性受到公开批评，后来的阐释者，就故意把这四个人名字连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假象，仿佛他们是文革开始以来制造的第一起集体冤案。实际上，只有彭真和陆定一与文革揭幕战批判吴晗有公开的直接关联，罗瑞卿和杨尚昆案与批判吴晗案未有公开的直接关联，公开的事情是他们其他严重的违纪问题。四人中只有罗瑞卿一案涉及与林彪的私人纠纷，较难说清，其他都是黑白分明，没有疑问的，后来居然也都成了冤假错案和打击陷害。下面按案件发生的时间自然顺序略作叙述。
杨尚昆案是在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之前就发生的，巧合的是他在这一天被实际免除职务。这可能给人造成联想。他事涉“把大量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交给他人抄录”
和“窃听器事件”(2011《党史》和“本文上-上”相关内容)。他在1953年之前就屡次违反中央纪律（参见系列1）那时中央分工还没有“一线”和“二线”，他就已经不把中央纪律放在眼里，完全倒在刘怀里。1953到1965底是12个年头，他却安然无恙，毛泽东也没有给他“穿小鞋”，刘少奇自己也没有查办他。这已经够意味深长了。新案中所涉泄密中央机密材料，这在任何时候，即使现在，都不会是个小事情，何况还有更加严重的“窃听器事件”。关于此事，我在接近高密级材料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中注意到他谈刘少奇的其他事情，不经意带出“……根据刘少奇批准……专列……安装……”这样半句话（页101）。这说明“窃听器事情”决非那么简单。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很多官版书籍谈到当年的历史，常常非常技巧使用“中央”这个词（这与当时实际存在的“一线”“二线”有关，后面要专门谈“一线”“二线”问题）。一般情况下，“中央”单指刘邓的权力中心，不含毛泽东，毛泽东也一般不干涉“中央”，也就是不干涉“一线”领导人的工作。所谓“中央”批准，就是“一线”领导人批准，不见得是毛泽东也批准或同意。更为隐晦的还有，需要遮盖“一线”领导人的违纪或者任何不良事情的时候，就泛泛用“中央”，不指名道姓是谁；要抹杀毛泽东的功劳的时候，也用“中央”，不指名道姓说是毛泽东，但反过来，要突出“一线”领导人的正确的时候，一定是指名道姓某某某，要强调毛泽东的“错误”时，也一定指名道姓毛泽东。这样一提示，关于“中央批准给毛泽东私人空间安装录音机”是怎么回事，读者就该明白高文谦所说不假。杨尚昆其他任何事情不谈，单是此一事，哪位为他打抱不平，说毛泽东风凉话的站出来告诉我，先不考虑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你，你该怎么办？
顺便提一下，“中央”一词活用之后，毛泽东批评“一线”任何领导人，甚至批判一个部长，批评一个书记处书记，都成了“毛泽东凌驾于中央”之上，搞家长作风；反过来，他们要强加意志给毛泽东的时候，就是“中央一致决定”，很民主，一点没有家长作风——难怪把毛泽东逼急了，他要拿出《宪法》和《党章》为自己维权。
罗瑞卿事情发生在1965年11月底-12月。罗当时在军队职务是军委秘书长，在党内职务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政府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很早就批评有中央书记处和和国务院计划委员会“两个独立王国”，罗瑞卿可以说是一身跨“两个独立王国”。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时候，他暗中给彭真通风报信。关键的还在于，刘少奇许诺将来让他接替林彪当国防部长，罗少帅飘飘然起来，本已权盖党政军三届、自由进出“两个独立王国”，这下紧靠刘少奇这大树，又深得邓小平器重，外加“二线”毛泽东的爱护，就不但对病中不怎么参加军委一般日常工作的林彪很不尊重，而且也不怎么把其他老帅放在眼里，军队内靠军功论资排辈比党政内更要严重是尽人皆知的，即使他是被陷害，那出手陷害的绝不只是一个林彪。他被撤职后，他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秘书长职务都是叶剑英接替的。罗少帅罗总长，到底有没有错呢？他平反出来后到天安门前面对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向毛泽东谢罪，这多少也说明他事后还是懂得是非懂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的。那么，多此一举为他洗清“冤案”的历史解说又有什么价值呢？
彭真是贯串全部的人物。他是刘少奇当年在北方局负责地下工作时期物色到的。在延安整风期间，彭就紧跟刘少奇“惟我独革”，整人最凶。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认为是自己一个人在力挽狂澜，自命“临时大总统”，他反对“三面红旗”却又不敢直接出来反，就把彭真推到前台。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就替躲在背后的刘司令出来公开指名道姓要毛泽东对“共产风”和“办食堂”负责（这些本来是刘自己要负责的），说主席的1%错误不检讨，10%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即使这样，毛泽东也没有拿他怎么样，应该说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五湖四海”。这次毛泽东发起批吴晗《海瑞罢官.》，不是一般的意义，而是明确要彻底肃清党内高层资本主义意识，刘司令躲在后面不露山水，他又出来横刀立马，当刘司令的“彭大将军”（参见前文），叫板高层没有修正主义、下面也没有干部官僚主义，“走资当权派”是子虚乌有。导致他下台的不是他阻挡姚文元发批判文章这单单一事，而是他搞出的《二月提纲》，这是1966年二月的事情了。《二月提纲》到底是什么货色，前面简介《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已经说到。《五一六通知》本身只批判了他一个人（没有批判罗、陆、杨三人，批判他们三人是会议另外议程）。
最后是陆定一，他把持中宣部。从前文梳理出来的选择批判吴晗作为文革序幕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自1962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连续不断的批判各项文化领域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歪风邪气，这些批判都卡在中宣部无法深入，以至于毛泽东在1963年就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革前夕又警告他不要把中宣部搞成邓子诙的农村工作部，意思是说，邓子诙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农村工作部给撤销了，你陆定一把持的中宣部，再当阎王（为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唱赞歌，压制小鬼（不让革命群众发言批判），当心撤销你的中宣部。陆定一置若罔闻，中宣部只听刘彭的，彭真要中宣部打电话到上海责备为什么发姚文元的文章批判吴晗，中宣部乖乖的就听了，毛泽东希望转发姚文元的文章，中宣部就是按兵不动，这就怪不得毛泽东生气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泽东传1949-1976》页1406），并重申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否可以说陆定一和他的中宣部只听命于“一线”“中央”，却凌驾在真正含“两线”的中央之上，这算不算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后邓大人快速启用这位当年就紧跟“刘邓路线”的风云人物，用他的“开明思想”和“超人胆识”，打击“凡是派”，结果，他和另外一些人一同给邓大人制造出最大的“开明”麻烦，邓大人“开明君主”的“
一世英明”也最终毁于“一个清晨”。此一结局，似是“天”在有意告诉世人，毛邓谁高谁低，谁洞察历史，胸怀劳苦大众，谁只洞察个人利益，为少数人服务。
以上把四人拆解开来而不是捆绑在一起叙说，尤其是把他们和《五一六通知》的关系分析清楚了。经过此一拆解和分析，他们是不是文革制造的冤案也就一清二楚了。《五一六通知》也用了“中央和毛泽东”这一说法，毛泽东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后面（也许是别人习惯了“中央”一词的特别含义，原稿就是这样写的，他觉得很好就没有改掉），不凌驾于“中央”之上。今天的主流历史解释，选择性忽略“中央”，只说是毛泽东冤枉他们四个好人（当然，不会忘记要在“中央”里拧出一个林彪来陪伴毛泽东，说林彪陷害了罗瑞卿）。如果非要说他们四人与“走资”无关，那么以上拆解和分析至少清楚说明，他们无一例外涉及到党内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即便单单从这个角度看，组织上处理他们是不是制造冤案，各位自己评说就是了。
今天，毛泽东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被否定，所以当时本来反映在党内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就都被看作是一般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毛泽东当时做的任何事关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事情就都是把一般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对待，全是错的。我在系列2中明确指出，现在主流书写那一段历史，用了两个“正确”参照系：一是封建家长制，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用这样的“正确”尺度去量毛泽东和他坚持的社会主义，他当然全错了，不是30%错，而是100%错（自然，以上四人全成了被冤枉被迫害）。
然而，即使根据刘少奇的做了上将军的儿子的说法，当时也是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只不过在他眼里，其父代表的是“新民主主义路线”。这个“新民主主义路线”到底是什么主义，其实没有人不明白，就好比“特色主义”是什么主义没有人不明白。如果说“新民主主义”和“特色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今天再谈1949年并上溯到1946年以来的历史的是是非非，就已经毫无意义了，直接说1946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民族浩劫”，赶紧到坟墓里挖出蒋介石来或者克隆一个蒋介石出来领导中国，岂不来得简单和痛快淋漓？从现在的银屏和莫言先生的作品获得诺贝尔奖等诸多迹象来看，这似乎也正是当代思想界主流正在努力说服全国人民接受并且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已经接受的观点。这不是书写历史，这是黑帮或者胡汉山回来后的反攻倒算。
“一线”、“二线”在任何论述毛泽东时代著作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词汇。如读者所见，它们在本系列里出现的频度也非常高。可以说，“两线”分工导致了自1962年以来的各种党内斗争，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在进入文革开始后最初50天事态讨论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讨论之前，把“两线”问题单独列出来做几点检索。
首先，“两线”分工的大致过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曾想当诗人、当哲学家，退居“二线”，把国家交给刘少奇和其他人。由于同一年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爆发，毛泽东要出面处理由此引发的许多重大国际国内事件，退“二线”的心愿未能实现。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党内路线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实现自己当初心愿，就退到“二线”当“徐霞客”了，但党内职位没有变动（毛泽东退到“二线”，前面提到过，也有说是他“大跃进”捅了大篓子，党内威信尽失，自知无趣，只好退下。这个说法，即使把前后事情简单一链接，就知道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两线”分工给“路线分裂”埋下隐患。“两线”分工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它成功的前提是党内路线问题确已解决，全党意志已经完全统一在齐心协力搞社会主义之上。不幸的是，这个前提实际不存在。正如历史已经告诉后来人的，当时“一线”的人对公有制经济总是耿耿于怀，不断谋求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使之还原为私有制或者变相的私有制（如1961年-1962年的责任田，包产到户）。这样一来，工作分工的“两线”，实际上慢慢“质变”为政治路线的“两线”：“一线”要搞自由经济，要求相应放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二线”要搞社会主义，不但不能放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控制，还要不断巩固公有制经济，不断强化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意识，落实到组织上，就是要不断对某些人的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提出批判。这实际上是“两个司令部”的雏形。
第三，“两线”分工造成了刘少奇的山头主义膨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是要相互适应才能彼此正常发挥作用。“一线”和“二线”谁也不让谁，那么必然最后是各自通过“主观能动性”，通过强化人事组织工作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是名正言顺的一号，虽然在“二线”，但有权过问全面，也不必要搞山头，并反对和制止任何山头坐大。刘少奇在“一线”，要推动自己的“治国理想”——用他儿子后来的话说是搞“新民主主义”，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体系，说白了就是山头。这是客观需要的一面，如果刘少奇主观上还有什么想法，那就更难办了（这个我不进一步推测，也不评论）。实际情形是，1962年以来，刘少奇的确是在“行动”，不但自命为临危拯救国家的“临时大总统”，还把手伸进军队里。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刘少奇签发主席令任命罗瑞卿接替被免职的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并中央军委秘书长，这不是他的个人意志，当然还不是他的山头主义的证据。证据是接下来他拉拢罗瑞卿：林彪身体不好，你将来接替国防部长；类似的话刘还对彭德怀说过：林彪身体不好，还是你回来做国防部长最好，与此同时，还对贺龙频频示好（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刘从庐山会议上得到最大好处，反过来一方面公开说彭德怀不能平反，一方面暗中拉拢彭德怀，还多方面利用庐山会议在党内造成的不良影响，为自己积累政治力量。这点小动作瞒得过毛泽东吗？不能。
说到这里，就要再请回亡灵吴晗，做个旁征。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根据他1959年先后写出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发展改造而来。毛泽东非常清楚“大跃进”的“浮夸风”是上面压下来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希望有人敢于站出来当魏征、当海瑞，“骂骂”上面的官僚老爷作风（毛泽东发出这样的号召是否有找个理由启用彭德怀的意思？——待证），吴晗就相应写出了这组文章。知识分子历来嗅觉灵敏，好出风头，却又胆小怕事。为了避嫌，吴晗在后写成的《论海瑞》一文特别画蛇添足，加入了和本来的海瑞历史题材没有关联的“批判右倾翻案风”段落，表示文章和彭德怀事情无关。毛泽东退到“二线”，刘邓全面主持“一线”之后，吴晗踏着彭真的肩膀很容易够得着刘少奇的屁股，刘少奇也自然方便礼贤下士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有兴趣的读者回头去仔细检阅那段历史，刘少奇和知识分子的互动是前所未有的频繁。如此一来，吴晗竟根据1961年出现的新形势，及时地把《论海瑞》改编成了《海瑞罢官》，为刘支持的“单干风”、“翻案风”先行制造舆论（参见前文），反映出他政治立场和组织路线的变化。说得庸俗一点，他是用《海瑞罢官》向刘交“投名状”入伙（与他结伴的还有邓拓、廖沫沙，所谓“三家村”）。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吴晗朝里有人”。吴晗用“1961和1962差一年，时间不对板”为自己辩护，只能说是知识分子一副贯用的“诱奸少女后提裤子就不认账”的做派。
第四，“两线”最终导致“两个司令部”。刘少奇搞山头的最大政治资本是他“法定”接班人地位。毛泽东名义上是最高领导人，但退到“二线”，而且主要关心的是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因此其权力主要是代表过去的历史、当下的社会主义精神存在和国家安全保障；刘少奇虽然只是“法定”接班人，但已“注定”要成为未来的实际一号，且已实际全面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那些还没有绝对地位和正在谋求上进的干部，都明白“不紧跟不如紧跟，晚紧跟不如早紧跟”的道理。就是说，对于很多干部来讲，刘少奇“一线”权力更具有现实吸引力。一个典型事例是这样：1964年毛泽东鉴于他退居“二线”以来几年，中央干部不去基层，只是坐在北京的办公室发号施令，就要求干部下基层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他反复呼吁，没人响应，最后刘少奇发话：谁不下去，谁不能当中央委员。结果，中央各部委许多部局级干部纷纷下基层，向刘少奇表达拥护和效忠——此一行为，明明是刘少奇拿乌纱帽收买人心，是后来乃至今天官僚主义之总根，后人却说是“刘少奇威信超过毛泽东”“毛泽东见大权旁落，嫉妒不已，就打倒刘少奇”。
以上四点归纳之就是，由于“两线”分工，“一线”领导本来暗藏和内敛的资本主义倾向，借“一线”实际权力之重和伴随而来的其他优越政治资源，渐渐发展成为公开的、离散的、扩展向外的、纵深向下的资本主义路线，最终“两线”演变为“两个司令部”。两个太阳照着同一个天，资本主义的刘太阳可以迎合人的现实需要，官呀地位呀洋房啊保姆啊，实惠多多；社会主义的毛太阳要干部下乡和群众同吃同住做人民公仆，没有任何实惠。对于接近权力中心的中央及各部委干部来说，哪个太阳更明亮？对于老百姓来说？哪个太阳更温暖？不说当时的现实利益中人，就说现在的现实中的“理性人”吧，有多少不是选择资本主义的刘太阳，还要说社会主义的毛太阳“用理想主义杀人”？
有了这个“两线”梳理得到“两个司令部”，再来谈江青提出的“17年黑线专政论”、“文革头50多天”、《炮打司令部》、《十六条》和刘少奇政治命运的终结等题目就容易了。
上文梳理“两线”得到“两个司令部”。到底存不存在代表党内两条道路的“两个司令部”？时隔几十年，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国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它是当年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在文革后不久重返政治舞台后，照搬当年被毛泽东强行终止的路线的最终结果。这确凿无疑证明了当初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即使如此，大部分人在回头看历史的时候，依然是不承认两个司令部的存在。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与他们从主流灌输中得到的先入为主的历史知识、他们个人的心理感受和他们自己的理想追求，实在是过于格格不入。这些人宁可接受主流的观点，简单认为毛泽东借口制造捕杀革命功臣的浩劫，也不打算承认“两个司令部”的存在，不承认有一条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暗中活跃在党内高层。
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是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当年延安司令部和重庆司令部（后来是西柏坡司令部和南京司令部）阵线分明，有一条明确的物质的和空间的战壕分隔开，不同司令部的人穿的是不同的制服，拿的是不同的枪炮，说的是不同的政治语言，彼此作战，除了偶尔误伤十分隐蔽的己方情报人员，大致不会造成严重误伤。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直观而容易理解。可是，文革中的“两个司令部”顶的是同一个名称，用的是同一套组织体系，穿的是同样的制服，拿的是同样的枪炮，指挥的是同一套人马，说的是同一套政治语言！一个司令部的司令还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司令之法定接班人，一个司令部说自己代表党中央，是搞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司令部的人也说自己代表党中央，是搞社会主义的，彼此作战相互打击的，粗粗放眼一看，都是革命功臣、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这样一种没有物质和空间隔开的局面，不再是直观的和容易理解的。一些人，懒得把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做区分，只用超阶级的、泛人道的人性论统统归于“人”的概念下，懒得去仔细研究哪些“人”正是利用了这个复杂的局面，利用了以上的各种“同”来故意加害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更懒得去细致分析哪些牺牲和损失是本可避免的革命对革命的误伤和革命者对革命者的误伤。他们宁愿并且明显是带着故意混淆视听目的地删繁就简，用“最高尚、最道德的”标准抹去两个司令部，只承认毛泽东借口捕杀革命功臣，并让无数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遭受无谓的巨大牺牲损失。另一些人，承认两个司令部，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正确的，承认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走了另外一种删繁就简的路子，他们简单地主张斗、主张乱、主张错杀一千一万一百万也无妨，不把资产阶级全部肉体消灭，就决不能停止战斗，因此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斗还不够狠、不够多、乱也不够厉害、不够全面，革命还不坚决、不够彻底，毛泽东太心慈手软或者动摇了，没有在关键的时刻把“灵魂革命”变成了全面的不顾一切的“肉体革命”。这些人忽视了一个问题，对国民党的作战，是对着看得见的物质存在，是与拿枪的敌人作战，主要运用“武器的批判”，辅以“批判的武器”唤醒民众；对于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作战，主要地是对着人的头脑中潜伏的资产阶级意识，是与不拿枪的敌人作战，主要运用的是“批判的武器”，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擦亮群众的眼睛，提高群众识别资产阶级的能力，辅之以相应的组织处理手段，“武器的批判”是要少用甚至完全禁用的。这样一来，斗争的战略目标设定、战术运用、具体的指导方针、方式方法和技巧力度都远比对拿枪的国民党作战要复杂得多，而且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一战完胜，因为看不见的无形的党内资产阶级意识，是一种精神存在，它随时可以外化并物化为资本主义物质形态，就好比那个美国电影《hollow
man》中的透明的金属人，他一次次被对手打得粉身碎骨，却一次次靠不死的无形的看不见的意识，自动把散落的水珠状金属颗粒再度集聚成物质的人体。所以，毛泽东主张与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是一百年到几百年的长期斗争”（这个主张里的哲学思想正体现在了美国人的电影里，却比这美国人的电影早出几十年）。
历史本该在严肃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螺旋式提升到新的高度，可过去几十年反而螺旋式下降（甚至是斜线加速下降）到比起点还低的低处去了。这是因为，一方面，革命在被贬损之后被非法化了，人被抽象化了，社会主义被妖魔化了，无耻的、反动的阶级仇恨发泄和阶级的反攻倒算代替了严肃的历史经验总结——这是朝里朝外的反毛右派们干的；另一方面，革命被简单化庸俗化而失去动员民众的力量，人在理论上被成功地分为不同的阶级而在现实生活中被乱点鸳鸯谱，社会主义与“分蛋糕”挂起钩来，似乎就是平均分配，人人有份，要不干脆共同贫穷——这是鱼目混珠的泛左翼干的事情。
今天的人们已有合适的历史距离看当年的一切尚且如此，当时的历史当事人身处正在发生的复杂历史之中，会书写出多么难以把握的真实历史，就更不难理解了。
没有毛泽东，文革根本不会发生，没有江青，文革就会大大缺少革新文化的内涵。尽管主流把江青刻画为妖孽，但任何严肃历史反思者都不会受主流魔咒的引诱，跟着认为江青就是妖孽。要看清两个司令部的客观存在，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艰难性和长期性，就必须不能回避江青提出的“黑线专政论”。就是主流历史叙事，也无法忽视江青的《纪要》，并且把它看作是与《二月提纲》完全对立的文化革命指导思想。仅此一说，就已经体现了《纪要》的重要性，江青的重要性。
前文从多个层面告诉读者，建国以来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57年有一次大的爆发，被压制之后，1962年再次爆发，并再次被压制，此后，公开的斗争转入党内高层暗中的较量。1963年12月，毛泽东说：【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歌和文学等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1964年6月，毛泽东又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最近几年竟然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毛泽东的警告是越来越激烈，批评针对的对象也是越来越明确，可是，因为他身处“二线”，他的警告和批评并未能阻挡党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泛滥和公开化。1965年批判吴晗《海瑞罢官》遭遇彭真的疯狂阻拦和1966年彭真凌驾于当时含康生在内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上，用短短5天时间搞出《二月提纲》，经刘邓同意却未经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国（这被毛泽东称之为“迫不及待”），是这一泛滥和公开化的具体的表现。
江青与彭真此针锋相，在彭真迫不及待搞出《二月提纲》的时候，她接受林彪委托，同月（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将与会者呼应上述毛泽东对文艺战线的看法提出的“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文艺方针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观点，用“座谈会纪要”的方式，精炼为“17年黑线专政论”，报告给了毛泽东，并主张“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传1949-1976》）。毫无疑问，“黑线专政论”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是对毛泽东一再斥责过的建国以来到1966年这个17年文艺战线实际状态的高度概括，与毛泽东的各种表达异曲同工，把两个司令部的本质问题用更加明确更加简洁的语言提了出来。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黑线专政论”，还对江青等草拟的《纪要》三次修改，定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加了一段话：【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泽东传》）。
现在的主流，在这件事情上给后来人阅读历史设置了许多的障碍。
首先是利用这一件事情，把江青和林彪的正常工作关系，表述为互相勾结，构建诬蔑陷害革命功臣的黑理论。这样的表述，忽视了最基础的问题：彭真和陆定一联手，无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存在及其一再的警告，仅在刘邓的支持下对批判吴晗严防死堵，属于正常工作范围，江青和林彪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支持下的正常工作合作怎么就成了阴谋勾结？
第二，利用这一事情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来源于毛泽东江青等少数人的完全错误的历史判断。不过，事实应该是恰恰相反：它是完全正确的判断，因为1949年毛泽东宽容了剥削有功论，1956年八大过早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阶级矛盾退到次要地位，造成1957年右派进攻，1960年即开始对“反右”斗争中“受害人”进行甄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却没有相应跟进，导致了1962年的“三风”，1962年坚持了“三面红旗”，批判有人写小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却没有纵深打击，以至于有1963至1966年的系列事情发生，更至彭真等人的疯狂举动，若没有周恩来出面居间调停，北京报刊转发《海瑞罢官》居然不能进行，这些毫无疑问说明“黑线”的实际存在，说明毛泽东得出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的结论是科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社会主义事业在1956年后遇到那么多的波折与“我们抓迟了”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是最正统的2011年《党史》，也对建国头六年有掩饰不住的赞颂，而这几年正是毛泽东全面主抓中央工作的几年。遵循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如果毛泽东本人一直全面主抓，后来的许多由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政治斗争，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都可能是不需要的，那么经过1956-1976年20年的没有大的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历史不能假设，但分析历史需要遵循历史本身的逻辑。【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毛泽东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文革毫无疑问收到了“亡羊补牢”之功效，它确保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初步形成，为我国赢得了时间，使我国继续在集体主义精神旗帜下，完成全民力量的动员和投入，在简陋的工农业基础上，建立起相当完备的现代化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国防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整合了民心，使之归一，即信任党（“心左”之类的朋友，看到这句话，恐怕又要“联系实际”，说我在“维稳”，哈哈，不妨看看我的“B1/
B2”切割法，见《相信群众相信党和“相信群众相信党”——右而左逻辑等式求解》）。“人心齐，泰山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所获得的这些，今天实际获得的物质财富总量将没有任何社会条件获得，而两极分化之严重至少顺延前推10年甚至20年就达到当前的程度（用贫富比值做尺度，不是用绝对财富量值差做尺度），更重要的是，这个现在被人加了伪字的“破烂不堪的手动档”恐怕早就呜呼哀哉了。当然，也会有数量庞大的弱智者会说：“如果1956年老毛退了，中国至少提前20年达到今天的财富总量状态”。对于这样弱智的看法，我在系列2中已经驳斥了，不重复。
第三，《纪要》把1963年以来江青主持搞出的《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新戏剧，作为文化革命的文艺样板推荐给社会主义文艺战线创作人员和演出人员，将工农兵文艺具体化了。可是，主流的历史解说，把这些内容被抹去了。
为什么要抹去？简单地、抽象地说，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把《纪要》斥为毛泽东江青的黑理论。细致地、具体地说，是要抹黑毛泽东、抹黑江青，并为其他的尊者讳，突出毛泽东心怀鬼胎，突出强加给江青的“政治妖精”的色彩，抹杀她的文艺才能和新文艺旗手的恰当身份。从而掩饰“黑线专政”的“封资修”本性，达到否定文革的革新文化的真实的一面，肯定其“捏造事实搞人身迫害”的不真实的一面。详如下：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后台除了彭真还有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他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帅，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方向是与当年国民党文化事业藕断丝连着的，即与毛泽东直接指出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着的。1963年毛泽东批评“鬼戏”，提倡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突出人民群众的首创性，可是周扬却说：“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并用“分工论”辩护说，“特别是京戏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周扬他们的后台又是谁？当然是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说：“老戏很有教育意义，《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了个新中国？”，“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邓小平说：“表现帝王将相智慧的也可以演”，彭真说：“利用无产阶级强加于人，结果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他们这些理由哪一条是尊重人民群众，是为工农兵服务，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性？没有好的剧本，才需要文艺工作者走到群众中去，结合群众的生活，写出好剧本，表演给工农兵，而不是简单方便地搬来封建的玩意儿，把工农兵毒化为帝王将相的奴仆和卫士，并用“才子佳人”的浪漫来自我麻醉，在幻觉中意淫自己当才子成佳人，乐不可支（这些不正是当代小资们的最爱吗？）。针对他们的封杀，江青力辩并力行：“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东西就更粗暴，我们那么一点点小苗苗他们就是不许，十四年的功夫还搞古时的感情，这是个立场问题”，“就是要演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在这里搞戏，我是在这里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战斗”，“我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穿的是工人织的衣服，有解放军战士守卫国防，作为一个演员应该永远满怀激情来歌颂他们。这是演员的职责”（资料来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合编，文革中的出版物，后文简作《大事记》）。
当主流把《纪要》中关于文化革命文艺方向和文艺样板的内容抹去之后，以上这些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内情”，尤其是江青对于刘邓路线所作的坚决斗争，也随之被扔进“历史黑洞”里，一般的历史阅读者谁会主动走进“历史黑洞”把它们捞回到光明里来？
“革命通常由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现在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剧打开缺口的”。这个缺口毫无疑问被江青打开了，《红灯记》，《沙家浜》是标志，打开缺口后不久就诞生了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芭蕾舞艺术是正宗的西方的阳春白雪，按照彭真的艺术标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都是“非驴非马”，那么自那时以来直到现在，还有哪个中国人的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在艺术造诣和思想主题上能够超过这两个“非驴非马”吗？毛泽东少年时代读《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翁”。当时的毛泽东只是朴素地觉得这是“不平等”的（《毛泽东传1893-1949》）。他的这种情感毫无疑问带到了文革思考中，成为他发起文化革命的一种内力。因为有了文革，才有《金光大道》，《艳阳天》这样的描写农民、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文化的伟大文学经典，它们使文革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黯然失色，也使中国全部古代文学充满了无法掩盖的腐朽味道，也让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等的人文主义作品显得矫揉造作。可是这样的作品和他们的作者，被主流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被反攻倒算的酸臭知识分子说得一钱不值，没有能力欣赏其美与力的当代小资痴呆儿，更有那些来自工农阶级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痴呆儿，居然也跟着奴役他们的主子们，骂毛泽东、骂江青、骂文革。这是何等的压迫阶级的欢宴和被压迫阶级的悲哀啊？
第四，《纪要》将“黑线”与30年代的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做了联系。这个非常关键的内容也被主流抹去了。为什么抹去？因为不抹去就不能说明毛泽东、江青、林彪对彭真是在搞诬陷，不抹去就要暴露出彭真的政治面目。
“黑线”连着“王明路线”，“王明路线”连着彭真。彭真1938年是坚决执行王明路线的，请看林彪“518讲话”（即后来被贬为“政变经”的那个讲话）怎么说：
【彭真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幻想和平，幻想和蒋介石谈判……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
彭真的来历我在系列2里就有交代，他是刘少奇在华北局领导地下工作的时候发掘到的人才，和他同期被刘发掘出来的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李雪峰、蒋南翔、刘仁、徐冰、邓拓、胡乔木。这些人在文革前期以及文革开始后50多天至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终结之前，全部是刘少奇布置在各个党政和文化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大员，让文革几乎完全无法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正常进行（与这些人配合的还有30年代“61人案”中的各大员，这些人中的一些也是“61人案”中的成员，详后）。
今天的人们，茶余饭后可以大嘴一咧，说这样的联系是秋后算账，欲加之罪，说林彪是诬蔑陷害彭真，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对于党的历史和当时党内现实情况，林彪比我们后人更有发言权，而他的讲话是在最高级别的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如果说这样级别的会议都是不严肃的，那么还有什么会议是严肃的？由此可以推导回去，直到1921年南湖船上的会议，就都是不严肃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盘否定文革，全盘否定毛泽东晚年，从任何一个角度推论下去，就等于全盘否定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否定其自身现实存在的合法性。直到今天，B2政治家和理论家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自以为聪明地切割1949年前后的毛泽东，把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民族英雄化，把毛泽东思想民族主义化和孔孟之道化，以此配合构建B2合法性，搞“伟大帝国复兴”。我是乐意看到他们继续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得越彻底，他们滚蛋的速度就越快，文革再被新人新档肯定的时间就会来得越早。
文化大革命说到底是政治斗争，文化革命内容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江青用《纪要》（“黑线专政论”）对抗刘邓彭真的《二月提纲》，是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代表社会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司令部（代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后来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其文化革命的内容，剪裁《纪要》内容，抹去关键内容，也是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也是现实政治斗争，是那个当时被打败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攻倒算。红色政治变成了白色政治和黑色政治。今天的人们，要理解为什么两个时代对同一事件有完全对立的历史解读，就必须清楚这一点。
林彪的“518讲话”还有这样的内容：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文化阵地上还占着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读罢林彪这些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斩钉截铁的语言，再把毛泽东、江青和林彪前面的话结合到实际发生的文革历史，再对照现实中国来看问题，“黑线专政论”还是错误估计了形势吗？“两个司令部”还是子虚乌有吗？文化大革命还是一场毛泽东借故诛杀革命功臣并带给全民灾难的浩劫吗？
上文说，“516通知”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最后警告和最后保护令，他若不清理走资当权派，他自己就会被清理。在系列2里，我也早就说了文革开始后50多天里发生的事情，对于毛泽东最后下定决心废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取到了决定性作用。现在的主流历史叙说，对这50多天用了最小的篇幅来表述，如描写建国到1978年历史的长达1074页的《党史》第二卷只用了不到3页的篇幅，而且是用春秋笔法，做了必要处理，留给阅读者又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一般人读到的是，毛泽东下定决心，近于疯狂地不顾一切，谋求天下大乱，利用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点燃校园文革烈火，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紧跟毛泽东，配合毛泽东，到处煽风点火，挑动和支持学生，犯下了滔天罪恶，而刘少奇邓小平呕心沥血，维持国家稳定，结果反被毛泽东诬陷镇压学生运动而打倒。为了证明这场运动的惨无人道，证明学生运动就该遭到镇压，叙说者往往要把1966年6月18日发生在北大的“批斗黑帮”（一般简称“618事件”）掐头去尾，单独列出来，抹去一切相关的更为重要的背景和具体过程。
那么，在文革“头50天多天”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毛泽东最后下决心废黜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还要把邓大人说成是二号走资派？我这里也不打算太过仔细描述，仅把几个关键问题点一点。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聂元梓大字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之前一天（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后来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现在的正统说法是聂元梓受到康生老婆曹轶欧唆使，充当文革第一个打手。因此这份大字报是康生阳奉阴违的具体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掌管北大的陆平，在任何方面都是严格执行刘少奇路线的，他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打击学生老师，引起左派愤怒，左派一直在不断和他斗争。彭真一直保护陆平，并于1965年7月，组织召开了北大社教运动史上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发言假借毛主席名义说：“毛主席说，陆平是个好同志”（听听，很熟悉是吧，陈毅后来也如法炮制过：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并指示邓拓、许立群等陆续组织斗争了100多名北大左派，时间长达数个月，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革前夕。聂元梓当时挺身而出和陆平斗争，由于彭真保护陆平，聂元梓没有成功，但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还把事情闹到高层去了，中央派出调查组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是调查组成员，去北大是正常工作。不过，可以推测，常委会上的《516通知》精神聂元梓应该是通过曹轶欧得到了，所以聂才有又了勇气写出大字报，继续和陆平斗争。就是说，聂元梓大字报是1964年以来聂与陆斗争的延续。那个时候，康生都不知道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真实想法，对刘少奇是毕恭毕敬，事事也要听其安排的（所以彭真《二月提纲》可以越过康生，不理会康生），根本不可能，也不会通过曹轶欧来搞针对刘少奇的阴谋，充其量是鼓励聂元梓对陆平甚至对已经被批判的彭真的斗争，与煽风点火搞乱天下毫无关联。他把大字报报告给毛泽东是工作职能要求的，不能说是别有用心。毛泽东看到后做了特别处理，责令广播全国，当属毛泽东自己的考虑。主流既然是把聂元梓的大字报作为关键事件来表述的，就该把前后背景作出相应交代，尤其对社教运动中陆平等迫害左派作出交代，对调查组一事作出交代。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组”。
主流首先是肯定刘邓派出工作组没有错，其次是暗示派出工作组先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后来毛泽东出尔反尔，说没有同意，故意对刘邓搞欲加之罪，却对于工作组的具体工作方式方法和造成的实际后果不谈，这样就把读者的注意力转到派出工作组对还是不对这个形式问题上，转移到毛泽东出尔反尔上，让读者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对刘邓贡献出饱满的同情和善意。
5月31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带人改组《人民日报》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毛泽东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责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几乎就在晚上8点大字报播报完毕，刘邓工作组先头部队就在张承先带领下进驻北大。这里哪里有刘邓就派出工作组给毛泽东汇报征求毛泽东同意的时间和可能性？（有读者说：电话汇报征求意见怎么来不及。可这正是主流给出的说法，还说刘少奇后来到杭州给毛泽东亲自汇报，毛泽东又不同意，以此“证明了”毛泽东“出尔反尔”。实际上，7月29日周恩来倒是坦诚
“中央派工作组”是“的确迫不及待”，还承担了部分责任，参见后文）。刚才说了，本来有个调查组在北大工作，这个调查组不利于保护陆平，因而不符合刘少奇的胃口，他就要撤掉。这样就有工作组取代调查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随后两天，刘邓开始从中央和北京市调集干部组成工作组，从3号开始陆续进驻北京各高校。薄一波主管的公交系统有大批干部，进驻15所高等院校，团中央调集1500多人，到中等学校，光是北京市文教机关就有7239名干部进入工作组工作。在具体工作中，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把无论以什么理由批评党委的人，都称作流氓分子，还把文革定义为“反右”运动的继续，又一次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用刘少奇的另一大员王任重的话说：“四清”加“反右”等于“文化大革命”。以此为指导方针，工作组在学校大抓学生和老师“反革命分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完全改变了中央《516通知》明确规定的打击走资当权派，保护普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方针政策。这样才导致了许多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工作组，出现最初的造反组织。北大的“618事件”就是反抗工作组的经典事例。
“6.18事件”一般被主流或者被知识分子看作惨无人道事件，因为被压迫的忍无可忍的学生将张承先保护下的一些人拖上“斗鬼台”，“斩妖台”，不看其前因后果，就是这两个名称，就够做一篇妖魔化学生的文章了。这一事件被张承先汇报给刘少奇，刘少奇立即冒雨偷偷来北大看大字报，随后批示说“618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之后，北大五个校门都被关闭，由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事件的，人人检查，没有参加的，也要求检讨自己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事态，不少无端受围攻和斗争同学甚至自杀。自此以后，张承先在北大建立起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序”。
与此同时一些学生突破张承先的封锁，跑到相邻的清华大学，向清华学生报告北大工作组的恶劣行径，结果这些北大学生被蒋南翔组织的人马押送回北大。虽然如此，这一行为还是使清华早已开始的反工作组事件变得激烈起来。6月19日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遇到蒯大富。这位外地普通家庭孩子当然不知道面对的是薄爷，就和薄爷发生争吵，提出要赶走工作组，遭到薄爷的训斥：“你们要和工作组站在一起，不要比左派还左，建议你写大字报表达自己与左派、工作组站到一块斗黑帮”，同一天王光美受刘少奇委托到清华看大字报，打算在清华再搞一个“桃园经验”。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反干扰”。
刘少奇对北大的“618事件”批示后不久，所谓的“反干扰运动”即开始（反对干扰工作组工作）。6月21日，蒯大富写了大字报说要夺过工作组的权，当天王光美就再次到清华，怒斥“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22日，王光美电话通知工作组说要来清华参加蒯大富所在的化九班的会，结果没来，蒯大富和其他学生觉得被愚弄了，蒯大富随后写出大字报质问工作组《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酿成所谓“电话事件”。
6月23日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他讲话说：“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同一天，薄爷、陶鲁茄在北京布置“反干扰”，陶鲁茄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切，要追根，要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当时都知道是毛泽东要搞文革，用聂元梓的大字报点燃文革烈火，那么这个“背后黑线”是谁，当然是毛泽东。可见，他们“挖黑线”实际上就是抵制文革）。此后，“反干扰”，“抓游鱼”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清华工作组为了保护蒋南翔，就把基层和上中层干部500多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赶“上楼”，“靠边站”，“撤职罢官”，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是好的”。
6月24日王光美和工作组长叶林出马组织大规模声讨蒯大富大会，蒯大富紧抓“电话事件”不放，予以回击，于是26日开始王光美组织了拥护工作组的游行示威，打出口号标语：“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6月28日王光美再次组织蒯大富批斗会。
7月3号，刘少奇又作出指示：“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要把蒯大富当作活靶子大，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于是，7月7日，王光美第三次组织蒯大富批斗会，到处都是拳头对准蒯大富，蒯大富失去人身自由，后来以绝食相抗争。王光美批斗蒯大富前后20多天，清华受牵连遭受批斗的还有700多人，其中多人被非法监禁，多人神经失常，7月2号、5号、7号三天还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死），大批学生被整了黑材料，学毛选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只许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王光美还要“楼上”干部“用实际行动支持工作组”，“将功赎罪”，“反蒯有功的可以下楼”，一些人确实“洗澡下楼”成功。王光美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在干部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制造敌对情绪，挑动他们互相斗争。
“反干扰”还发生了更加荒唐更加残忍的事件，就是林业学院“22个问题事件”。6月22日林院5个同学根据他们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得到的记录整理写成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XX同志谈话纪要》（即“22个问题”），回应了当时同学们关心的主要重大问题，深受广大同学欢迎，一时间广为传抄，还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大城市、十五个省、自治区。很快，这份大字报被薄爷根据刘邓指示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要“清除流毒，肃清影响”。五位学生成了“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残酷斗争。林院也成为“反干扰”重点学校之一。7月9号工作组召集12个院校4000多人参加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清华三个传抄的学生被打成小“三家村”，还有史姓老师因为传抄被打成反革命而忿忿服毒自杀。全国有组织地进行类似的批斗会，造成全国4000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两人被逼吐血，两人被逼疯。
据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校，工作组就把10211学生打成“右派”，2591教师打成“反革命”。
北京高校还有很多类似事件，如地质学院的“6.20事件”，就不一一列举了。刘邓是要把北京搞成全国文革示范城市，因此全国各地工作组都是严格执行刘邓路线，也必然出现类似的群众斗群众或者群众和工作组的严重对立事件，如六月初上海的“围攻少数派”，西安交大的“6.6事件”，武汉大学事件（与王任重有关），广州“《北京来信》事件”（与赵紫阳有关），“长沙惨案”，“兰州事件”，“铜川血事件”。
高校如此，中学安宁吗？非也。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为例，刘平平当时是高一学生，向刘汇报工作并把刘的指示带到学校工作组，刘指示说，5%是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就不行了。结果，该校的90%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激起一些学生的不满，该校陈家康，何方方写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大字报，直指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表达对工作组的强烈不满。当天，刘少奇接见该校工作组勾德元等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好嘛，蛇出动了，消灭他们就容易了”。工作组于是对陈、何两学生组织三次大规模斗争，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默许下的武斗。1000多名学生中，200多人遭到迫害，这些学生后来跑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宣誓斗争到底。
副司令的千金当时在师大女附中，他对女儿的指令是“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个女附中就是“红八月”里女校长被打致死的那所学校，此处不多说，留待谈“红八月”红卫兵运动和高干子弟组织“联动”暴行的时候再说。
以上三个问题一旦清楚了，并沿着其脉络发掘出更多内容，自然就明白了刘邓是把文革扭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了。“516通知”要求清理的走资当权派一个没有清理，而普通学生和普通老师则是全国性哀鸿遍野。刘少奇既然完全不顾毛泽东对他的最后警告和最后保护令，主动清理走资当权派，那么他自己被清理就是在所难免了，剩下的只是何种方式方法和什么时间的问题了。
（以上资料来源《大事记》）
毛泽东身处外地，当然没有忽视北京和全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已经严重偏离了文革预定目标，他于7月18日回到北京，7月19日就批评刘少奇等人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革命变成反革命。
7月21日，关锋受康生委托到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关押的蒯大富。
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等两次到北大调查。
7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同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率文革小组在北京广播学院发表讲话，肯定学生对工作组的斗争。
7月25日，毛泽东召见中央书记处和文革小组，说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学校的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不行。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同日，北大操场爆发大辩论，有上万人参加，辩论主题是文革方向。康生、江青到会，康生会上宣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至此，此前工作组嘴里的“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真相被揭穿。学生群情激愤，并纷纷控告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同时许多此前遭到压制的学生老师连夜分赴各校传达消息，兴起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反工作组的又一轮高潮。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下令撤销工作组，同日陈伯达、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成员第四次下北大，组织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讲话：“建议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它是阻碍文革的障碍物，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不是由谁指定，要有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会上，20多名高干子弟给工作组唱赞歌，还为工作组辩护：“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多么熟悉的声音：三天以后，它在人民大会堂响起）。
7月27日，刘少奇单独找康生谈话说，指斥康生对蒯大富问题“不了解情况”，康生反驳：“蒯大富是革命的”。刘：“不是。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不是镇压是什么？辩论？世界上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是辩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反宪法的。”晚上，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到北师大，陈伯达号召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几千名学生欢呼雀跃，之前被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学生对工作组进行了控诉。
7月28日北京市正式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通知。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撤销工作组的《决议》。
至此不同寻常的50多天总算结束了。
7月29
日这一天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历史书籍都无法回避的（一些非官方出版物甚至大书特书将其传奇和演义化了）。
2011《党史》有9行字的简短记载这一天，其中有这样的说法：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我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文字长短大致与《党史》相同，但对应内容出入较大：
【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指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右而左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我将以上记载对照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发现以上记载严重不符合事实，我又将高文谦和严家其的记载和《大事记》进行了对比，高、严的记载在《大事记》里全有，而《大事记》更全面，里面关涉副司令的，高、严出于给副司令避讳，舍而不用。我把五个记载加一点评说，作为一个附件附在文后供大家参考。这里只先把结论说出：
周恩来的确承认了派工作组的错误，说那是中央“迫不及待”，自己有责任，为刘邓分担压力，而刘少奇没有承认错误，所以谈不上推卸责任，邓小平不承认错误，只说有些工作组有工作错误，责任由工作组承担，从而把一切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毛泽东会前派周恩来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这次大会。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出来会见了与会代表，大会最后是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以上表明，中央文革确实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思路，但对毛泽东的战略思路也不是一开始就清楚，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其主要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是很浅的介入各级学校文革，主要只是向毛泽东汇报一些情况，毛泽东回北京之后，他们才接受毛泽东指示较多介入学校文革。文革小组所作还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他们是普通学生老师、人民群众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代替毛泽东解救了那些遭受打击迫害的人。太多学生老师，在这50多天时间里，经历了从地狱再返回人间的过程，从而终于领会到了毛泽东才是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真正代表了反压迫，代表了反资产阶级和反一切其他特权阶级的正义力量，真正代表了翻身解放，真正代表了造反有理。这是一种全新的革命体验，它不同于与拿枪的敌人做斗争的革命体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体验，在那个时代，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不由得收紧心，泪流满面。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我愚昧或者造神。现在的一代，已经不能获得这样体验，也不能对那段历史建立任何真实感，只会在主流的引导下幻想文革、捏造文革、诬蔑文革并诅咒文革。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亲历或半亲历的人，有责任将历史写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在最初50多天的时间里，走资当权派一个也没有清理，全国却出现对普通学生、老师和群众的白色恐怖。这意味着，毛泽东用《516通知》对刘少奇发出的最后警告无效，因此其暗含的另一功能“最后保护令”即告自动失效。毛泽东决定把文化大革命航向拨正，并酌情开始对刘少奇进行党内公开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在7月29号人民大会堂集会之后，仅仅三天，即8月1号，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召开了。2011年《党史》记载：
【这次会期原定为五天，主要议程共四项：（一）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采取的重大措施；（三）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指“彭罗陆杨”事件——右而左注）；（四）通过会议公报。会议开始后，却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天】。
各位读者，你们读出了什么？原本的会议议程和本次会议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的职位变动没有关系，那么改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降职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在于【会议开始后，却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天】。
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议程？1959年庐山会议改变议程，是因为彭德怀的万言书，这次呢？难道还有个彭德怀吗？没有。继续看记载：
【全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插话指责工作组阻碍、镇压群众运动。这天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两张宣扬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主要内容）……在以上两天的会上，与会部省委和各大区负责人，纷纷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流露出对运动的困惑和对动乱局面的不安。8月4日，毛泽东召集常委扩大化，对派工作组严厉指责。他说：中央自己违抗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8月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6日，已向全会请假、在外地“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紧急招到北京。林彪到会后，立即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态度……8月12日，林彪在闭幕会上讲话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大革命重整旗鼓，继续进攻”。第二天，他还说：“这次要罢一些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8月8日全会通过由中央文革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十六条”（主要内容）……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于8月12日临时增加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议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排名依次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跃居毛泽东之后，名列第二位，刘少奇则有原来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原来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集体不复存在……党中央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使许多与会者感到震惊，思想上存在种种怀疑和困惑。但会议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仍然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组织程序……“左”倾错误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
我将近4页颠三倒四的叙说浓缩于此，可是，以上并没有对为什么“改变会议议程，延长会期至12天”的任何交待！所记载的只是，一次关涉国家前途命运的超级重要的中央全会，只一个独裁者毛泽东在大施淫威，一个打手林彪在施拳脚，一个半活人刘少奇在念报告，上百多号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全部是没有个性没有独立语言跟不上毛泽东节拍的“不安者”，“怀疑者”，“困惑者”。独裁者毛泽东一手遮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滔滔不绝了12天，小小的一个提议就把常委改组了，刘少奇委曲求全，却被降职，林彪充当打手，却一步登天，毛泽东又是好一个只听溜须拍马的封建帝王，原来正确无比的中央（一线），被毛泽东和林彪不费吹灰之力，窃取了权力，中国“左难”由此开始。
可是记载又说：“会议是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仍然……”，这个“十分紧张”又是怎么来的？读者诸君能从记载里读出来吗？当然不能。要读出来了，毛泽东就不是独裁者了，林彪就不是打手了，刘少奇就不是逆来顺受、木偶似的半活人了。这还了得，这岂不要颠覆了主流的全部历史说教！于是，我们就只能看到以上这样一个似乎是把“基本事实”都交代清楚了的“信史”。
还记得当年的“23条”之争吗？刘少奇粗暴打断毛泽东的话，不让毛泽东发言，逼得毛泽东第二天拿来《宪法》和《党章》，被独裁的人一下子就独裁起来了，这个转换也太没有悬念了吧！高文谦披露，“23条”之争后，刘少奇根本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是周恩来、朱德等人看不过去了，就去做刘少奇的工作，刘少奇最终是不情不愿给毛泽东道歉，说“我不够尊重主席”。毛泽东当即回敬，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毛泽东后来说去刘之心是在这次争论之后，这让许多人以为去刘就是要政治上彻底打倒刘少奇。于是，因为毛泽东动了资产阶级的奶酪，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历史解说，就按照“毛泽东搞家长作风是独裁者是封建帝王”的思路搞起来了。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事实上，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去刘仅仅是考虑从路线上打击他。最多是考虑（只是考虑）废黜他接班人地位，至于到底废不废，怎么废，都没有定案，所以才有让刘少奇自己亲自主持通过《516通知》，给他机会表明自己是搞社会主义的，不是搞修正主义的，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的。但50多天里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毛泽东继续努力，希望这位接班人能够接受意见，可是谁知自感政治羽翼丰满，可以甩开甚至废除毛泽东，自己单飞的刘接班人，还是固执己见，他在7月29日的人民大会堂的那次集会上，不但说了前面《党史》记载的那段话，即：
【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我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还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
这是承认派工作组的错误，还是公开拒绝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批评？当然是后者。即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马上想要废除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才有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的四项议程，根本不涉及到改组常委。
可以看出，毛泽东会前主要是想把文革拨正到既定方向，并以“十六条”再次加以明确和具体化，顺便在党内有限范围开展对刘少奇的批判，肃清党内核心领导层的资产阶级意识。只要解决了这个龙头问题，纲的问题，那么其他小问题，目的问题，就都好解决了。可是，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刘少奇及其党内高层铁杆支持力量的反弹。
我再具体一些，把会议前后和会场里外结合一下。上面说了，7月29号的集会上，刘少奇根本没有承认错误，而是继续公开保护他的党内势力。但是，他恐怕也感到一场更大的斗争就要到来。于是，当天，高干子弟就在北航贴出“鬼见愁”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给干部子弟打气，号召干部子弟团结起来对抗平民子弟，呼应并支持党内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斗争。
7月31号，【建院】100多名支持工作组的保派学生，对于释放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学生一事表示不满，组织起来大闹北京新市委。
8月1号，即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当天，建院保派组成《革命团》，革派组成《八一战斗团》。两派尖锐对立。同一天，“鬼见愁”对联贴到人大、清华、北大等众多高校，引发学生骚乱。“鬼见愁”对联是赤裸裸的“血统论”，它后来引发更大规模群众斗群众，造成更紧张的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对立，也是高干子弟组织“联动”为非作歹的理论工具。
8月2号，刘少奇到【建院】蹲点（直到12号）（刘澜涛陪同），同一天，副司令到人大蹲点，继续其“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论调，包庇郭影秋，说：“对于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说，对一个革命者必须是多年的评价，历史的评价”。同一天，陈伯达接见高干子弟，建议把“鬼见愁”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遭到高干子弟拒绝，具有特定“血统论”含义“混蛋”、“狗崽子”等谩骂语言随即开始在各级学校出现，相应地清华、北大出现“贫协”（工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被中央文革制止。
8月3号刘少奇续带刘澜涛到【建院】（“建院”加括号是提请读者注意刘少奇和建院各事情之间的关联）
8月4号，刘少奇在中南海和工作组谈话，近乎公开煽动反毛，说：“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一当皇帝，别人造反就无理了”，并再次强调：“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
8月4号这同一天，周恩来带100多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到清华给蒯大富平反，并宣布：“清华大学从今天新生了”，还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大事记》）
再回到会场，8月4日同一天，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出示刘少奇关于“618事件”的批示的底稿，用确凿证据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并说镇压指令来自中央，批评刘少奇：“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毛泽东说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这一句的时候，刘少奇用毛泽东自己以前说过的话顶了回去：“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以上已经构成赤裸裸的威胁或者叫做摊牌或者叫做挑衅。这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还有，其他非刘少奇山头嫡系势力的暧昧，他们用抽象的“跟不上形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自我批评来推诿，拒不表态批评刘少奇。这些人当然不会忘记1953年的高岗及其支持者的教训，也不会忘记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及其支持者的教训。在这两大事件中，毛泽东把所有反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的势力全部压制了。这一次谁知道毛泽东是不是和刘少奇政治决裂，要不是呢？那么出来批评或者反对刘少奇岂不是政治上的自杀？这就是许多人会上“不安”和“困惑”的原因所在。
正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公开和刘少奇最后划清界限，不然自己就要处在危险之中。于是，他当机立断，临时在8月5号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清晰将1962年和1964年事情联系起来，把问题挑明，动员中央委员会里还有社会主义意识，还愿意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站出来批判刘少奇，并紧急招林彪进京，加强会场上自己一方的力量，逼迫其他暧昧者表态，最终把劣势变为优势，这其中周恩来的果决取到了决定性的示范作用。这样才有所谓的该结束会议而没有结束，延期到12号，才有所谓改变会议议程，才有所谓“紧张的政治气氛”，即使是高文谦、严家其这些非主流的，但也是站在反对毛泽东的立场上的历史作品写作者，也都高度承认毛泽东在会上改变不利局面，最后制服刘少奇，作出了十分艰难的努力。这简直可以说是挫败了一场正在酝酿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会场上的政变”，哪里是上面2011《党史》记载的毛泽东一个人滔滔不绝并大施淫威12天，一个小小提议就把常委改组了那么简单。
刘少奇显然是过于自信自己多年经营起来的山头势力，过于自信自己可能对毛泽东保持着“要投票有人”的优越态势。他如果接受《516通知》给出的警告，改变以前的做法，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回到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上来，走真正的群众路线，主动向自己的山头开刀乃至炸毁，他的接班人地位是不会丢的，文革也不是后来的样子，社会主义事业也不会遭受更重大的挫折。这当然也只是假设。他是一个成功的老男人了，不说阶级呀，立场啊，单是这一点自信，他也不能就输给也是成功老男人的毛泽东。何况这还的确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
他有自信的依据吗？当然有。他不但有接班人的“名器”在手，还有一个具体的嫡系组织班底。前面已经谈到过的，他在北方局搞领导地下工作，物色了一批人，这些人都是一流政治斗争高手。此外，有个“61人案”，该案现在被确定为冤案。冤案不冤案，现在是回看历史，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涉案人员的政治变迁和他们在文革前夕所掌握的实际权力对文革本身构成的阻碍。该案发生在1937年（刘少奇的检讨中提到是1936年），根据刘少奇汇报张闻天后得到同意发出的指示，在“自白书”上签字后出狱共61人，其中52人是地下党，另外9人情况各不相同。地下党殷鉴、邱少山出狱后不久去世，其他人则被派往江苏、山东、陕西抗日战场，至1949年10月1日，52人中只有36人还幸存。这36人都是刘少奇自延安整风以来就倚重的党内支持力量，其中大约一半人建国后陆续进到政权核心位置，其中柯庆施曾亲听过列宁讲话，也很得毛泽东器重，1965年去世。以下是部分成员在文革前夕的任职：
薄一波：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胡锡奎：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
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
赵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刘有光：七机部副部长兼第二书记。
王德：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
候振亚：福建省委书记。
李葆田：安徽省委书记。
徐冰：统战部长。
这些人加上前面提到的彭真、李雪峰、蒋南翔、邓拓和胡乔木，构成怎样的政治力量，如果再考虑刘少奇自1942年以来成为党内二号、毛泽东接班人以后，在党内新发掘的人呢？这样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文攻还要武卫，不难理解林彪说：【文武相配合……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还是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能搞起来】（林彪“518讲话”）。
然而，刘少奇也毁灭于他的自信。当然，毁灭他的更重要因素还在其他。
认真检阅历史，不难看到，刘少奇对党、对群众、对党群关系、对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完全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是眼光向下，向着旷野的，刘少奇是向上，向着庙堂的。有人说他打算改造故宫，图纸都有了，打算将来住进去。从他的全部政治生涯来看，这即使不能证明确有其事，却至少符合他价值观取向。他一直蔑视底层官员（基层干部）和劳动者（工农阶级），一直惯性地借身处权力中枢，法定未来最高领袖的地位，构建上层个人权力大厦。他这样做的深层的原因体现在他《修养》表达出来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和文化革命以来固守的帝王将相体系之中。这用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不但是封建意识，也是资产阶级意识、修正主义意识。这就是说，他的政治生存方式天然地合乎封建官僚土壤和资本主义土壤，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完全格格不入。他甚至说过：【真正出修正主义，就只好让修正主义搞几年看看】（《大事记》）。
他的这个惯性思维和行为方式，向下的表现，如“大跃进”以来他一直高高在上，严重脱离基层干部和群众，以至于“浮夸风”泛滥，把个好好的战略给毁了；“社教运动”一开始，按“前10条”本来只是小问题，可以慢慢改进，他却突出自己搞出“后10条”，结果搞得社会上鸡飞狗跳，基层干部和群众、干群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社教运动”严重走偏，毛泽东不得不出面搞“23条”，拨正路线，安抚全国基层干部和群众，并直接将“社教”纳入文革运动之中）。
他的惯性思维和行为，向上的表现，就是对待权力中枢周围的干部完全无原则呵护，彭真，杨尚昆的事情不必说了，就说他1966年10月的检讨，他在丢掉了接班人位置之后，不得已作检查，唯心承认派工作组错误，还把文革开始以来50多天的全部责任一个人担下来，把邓小平也完全摘出去了，把其他在工作组中制造群众斗群众事端的中央大员一个个全开脱出来。这种“仗义”是什么性质的？适合于什么阶层的“政治活动”？作为一个要成为国家一号的人岂能干这样的事情。
王年一《大动乱年代》对50多天的实情有一点表述：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的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但王年一也仅此而已，为了与官版文革历史叙事保持一致，他未能将工作组的暴行和文革后来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今天很多人说毛泽东时代就是“整人”，这是对那个时代的完全诬蔑，也是不假思索轻易放过刘少奇之流整人元凶。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以来开展的所有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个人印记，桃园经验是经典，文革头50多天更是变本加厉。毛泽东批判和打击了走资当权派，但从来没有整基层干部和群众。很多那个时代还是基层干部的人说自己当年被整，其实是被刘少奇路线的人所整，却把账记在了毛泽东头上。今天还有许多年轻人在反独裁专制的时候，把炮火对准毛泽东，这是完全无的放矢，放过了真正的打击目标。是谁提出“做驯服工具”
论？是谁提出“造反有理”论？这不是一清二楚吗？
那个年代，毛泽东一直是提倡“跟线不跟人”，但事实上，许多人无法分清跟线和跟人的差别和两者的关系，简单搞“跟人就是跟线”或者“跟线先要跟人”。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跟刘少奇就是跟毛泽东，就是跟了正确的线。这对于中央非刘少奇核心层干部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军界的一些元老也是这样看待跟线和跟人的关系的，最后还犯了所谓“错误”，他们也觉得很冤（这是我后面谈老干部要谈的问题，先压下）。当然，刘少奇的核心层人员，如彭真当然是知道“跟线”和“跟人”的关系的。不然，他彭真也不敢违抗毛泽东，自己搞出一个《二月提纲》，到刘少奇那里请功（《二月提纲》是在刘少奇家里举行的常委会议让刘邓审核通过的，当时彭真在提纲上写着：“此件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大事记》）。
可以推测，刘少奇敢于和毛泽东摊牌，“无非是下台，五不怕”，一是想，“投票有人”未必下台，二是想，即使丢掉接班人位置，只要他还保住自己党内一定位置，他的人马还在，他的“仗义”就还会帮助他物色更多的政治人物，东山再起。这是他的聪明，却也正是他的不智，他不知道他这些年来除了他的核心层，其他政治力量主要是依靠“毛泽东接班人”六个字换来的，没有了这六个字，他收编不了多少人，就恐怕只有核心层（假设没有一个背叛者），而且他还忽略了更关键的一点，早在1942年整风以来他就得罪了很多关键人物，在1953年高岗事件上，在1959年彭德怀问题上，虽然是毛泽东下的手，保他这个接班人，但他也还是开罪了太多的人，尤其是元老级人物。这些人一直隐忍不发，都是吸收1953年高岗，1959年彭德怀的教训，慑于毛泽东对他的“溺爱”或者“过保护”，才对他尊重有加，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表达出最后的决心之前，实际上这些人都在冷静观察毛泽东这次到底是要干什么，甚至可以说都是在等着一个特别时刻的到来，就是这个《炮打司令部》时刻的到来。周恩来的智慧和在党内的威望，除了毛泽东本人，还有谁可比？刘少奇实际上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周恩来做出政治选择后，刘少奇眼前原本不偏不倚的政治多米诺骨牌，就一块接一块向他压过来了。
毛泽东一张大字报，寥寥几百个字，刘少奇几十年苦心政治经营的成果，说没就没了，不仅仅是神奇啊……。
2012-12-05
附件：
1966年7月29
日人民大会堂刘邓发言内容小考
1966年7月29号这一天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历史书籍都无法回避的（一些非官方出版物甚至大书特书将其传奇和演义化了）。这一天，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在会上发了言。
2011《党史》有9行字，简短记载这一事件，其中有这样的说法：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我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
《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文字长短大致与《党史》相同，但对应内容出入较大：
【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指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右而左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以上记载可不可信，当然不可信。都是官史，出入如此之大，此不可信理由一也；二之，这样的记载，光是文字本身，就导致阅读的重大困难，例如：三个人的出场顺序该遵循那个？党史用了“先后”
似乎记载更准确，但未必；三个人同时一样程度地承担了责任吗？也未必；“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话是谁说的？或者是三个人都说了？不清楚，既然如此，记载内容怎么让人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发言里同意派工作组的“中央”和撤销工作组的“中央”显然是两个“中央”。参见我上一篇文字谈“中央”二字的活用，在谈杨尚昆那一段。读者阅读了这些文字，茶余饭后谈起这段历史，怎么复述给你的听众？复述者再复述呢？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是这样记载的：
【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邓直截了当，在讲话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则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当时我们确实是迫不及待，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周恩来虽然提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一点，但更多的是强调文革“这是个新事物，新的运动。我们很不熟悉，特别是年老的，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经验。老革命更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并传达了毛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刘少奇则在讲话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无奈的苦衷，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知道”，与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作什么自我批评，相反还是有意提出：“要保护少数”，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不仅如此，刘还含蓄地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做了反驳，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注）】
高文谦给最后这句话加了“注”，查“注”，他是引自严家其《文革十年史》，那么严家其是怎样记载的呢？如下：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被迫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这次或许是说了真话“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知道。”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莫明其妙：原文是“明”，高文谦引用时用的是“名”）周恩来在会场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当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来到会场接见与会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连绵不断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使大会气氛骤然生辉。当毛泽东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浑歌声的节拍率先离开会场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心境大概有天壤之别】
以上《党史》中刘少奇的一段话（《毛泽东传》没有记载）和高文谦、严家其记载的刘少奇的第一段话略有文字出入，但不影响内容准确。高、严记载的刘少奇第二段话，官版出版物都没有记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党史》没有记载）这话是邓小平说的（7月26号高干子弟就已经说过了，参见前文），刘少奇没有说过（高后来对照垃圾人物李志绥的记载，进一步做了辨析，说刘少奇没有说这句话，李志绥说刘说过，是记载不准确），而周恩来根本就没有说过这话，高说周恩来“提到这一点”，从他的文字里看，是根据周恩来的那段话总结出的“这一点”，而不是周恩来直接说出的“这一点”。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得到了几点非常重要的信息：
【七月二十九日：……毛主席派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周总理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此其一。其二，严家其记载的和高文谦引用刘少奇的第二段讲话，《大事记》里全有，而高文谦说的刘少奇“要保护少数”，《大事记》里也有：【他死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胡说什么“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打着“保护少数”的旗号，露骨地反对毛主席】。其三，《大事记》对邓小平讲话的记载是在最后，而且更详细：【邓小平也在会上扯开嗓门大喊：“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说什么“工作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有些责任是由工作组来担。”为自己开脱罪责。】
根据以上各种5种材料对比分析，最不可靠的是哪些，大概也不需要我来多说了。至少一个结论是清楚的：周恩来的确承认了派工作组的错误，为刘邓分压，而刘少奇没有承认错误，所以谈不上推卸责任，邓小平不承认错误而且推卸了责任。
各位，看了这个小考，读到如今的文革历史，你是该哭，还是该笑？或者我借用马健的小说名字：“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荡荡”。
2012-12-5
在写下以下这几句的时候，我曾眼睛湿润过，在修改定稿的时候，再次读到，并再次眼睛湿润，我自知这是一种少有人能体验到的情感，但我更自知自己绝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早晨起来，发现文章被拿掉了。感谢网管，没有封闭我的博客。我将原文压缩，打算试贴出压缩版，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竟然感情十分冲动起来，我的劳动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情感深处的共鸣。正如我自己所言，我只不过在毛泽东这头奶牛身上，为我们的后代挤出几滴思想的乳汁。品尝到这乳汁的不过是13亿人中的区区百人而已，我也并不后悔自己的劳动。既然已经有全版在外了（虽然值得精炼），我决定暂不贴出压缩版，只把含以上几句话的一段照录于此，感谢朋友们的到访。
【太多学生老师，在这50多天时间里，经历了从地狱再返回人间的过程，从而终于领会到了毛泽东才是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真正代表了反压迫，代表了反资产阶级和反一切其他特权阶级的正义力量，真正代表了翻身解放，真正代表了造反有理。这是一种全新的革命体验，它不同于与拿枪的敌人做斗争的革命体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体验，在那个时代，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不由得收紧心，泪流满面。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我愚昧或者造神。现在的一代，已经不能获得这样体验，也不能对那段历史建立任何真实感，只会在主流的引导下幻想文革、捏造文革、诬蔑文革并诅咒文革。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亲历或半亲历的人，有责任将历史写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右而左敬献
201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