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7/8

旗帜鲜明的高级黑

原文链接 https://www.qingnianli.com/1708.html

(一)

大宋熙宁二年(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以统筹财政。7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9月“青苗法”出台......震铄古今的“熙宁变法”开始推行。

此时,距太祖开国已经109年。在这百年中,朝廷纵容功臣与官僚兼并土地,致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大批农民丧失土地,从此遭受地主与官僚的层层盘剥,致使流民四起;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真宗时已国用不足,神宗时赤字更加严重,可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如果说26年前的“庆历新政”重在限“恩荫”、抓人事,那么以“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为主要措施的“熙宁变法”就重在抑兼并、抓经济。比如:用青苗法取代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用方田均税法限制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用市易法使富商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富商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均输法的推行限制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

但变法终究失败。

因为王荆公当时根本就没明白一件极重要的事:掌握政权的到底是谁。

他以为是大宋皇帝。皇帝贵为天子,口含天宪,一声令下,万民俯首。于是他借天子口,行圣人事。

然而他根本就不明白:皇帝只是官僚地主的代表,而不是官僚地主的君父。皇帝代表着官僚地主的利益,而不是官僚地主的全部。当皇帝不能代表官僚地主的利益时,皇帝......可以换。

暂时换不掉呢?那就抵制你。明面上肯定不行,但可以充分发扬“敢碰硬、不硬碰”的精神:

你要推青苗法,我们就硬性摊派、强制农民借贷;你要推农田水利法,我们就“积极立项”、强制百姓兴建水利;你要推募役法,我们就以此为名强制索要募役经费,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至于方田均税法,丈量全国土地的都是大小甲头和小吏,而大小甲头和小吏又都是兼并富豪之家,以兼并富豪之家来丈量兼并富豪之家的土地能执行?

......

所以,变法一出,百姓必定不堪重负、苦不堪言。之后,我们还可以组织农民进京上访(1072年,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在王安石住宅前抗议),让你看看“民心”和“民意”何在。

于是利民富国的“善法”也就成了“恶法”,王安石也难遭笔伐,骂他“聚敛害民”、“剥民兴利”,成了“乱天下”(曹太后与高太后语)的误国书生,甚至是“祸国殃民”(《神宗实录》、《宋史》)。

最后还要把你变法的重要支持者都是见利忘义的“小人”这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没一个是正人君子),放到史书里着重“体现”下。让你知道知道,掌握政权的到底是谁。

(二)

洪武年间,皇帝常言:“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与我何加焉”。郭桓、空印两案判下,官员惶惶。整风肃贪之严,空前绝后。但皇帝是太祖,换不掉,而且用对付王荆公的方法对付他的话,被凌迟的机率显然太高,怎么办?等他死,反正他的继承人一定不是他。然后著书立说骂他,骂他薄情寡义、屠戮功臣,骂他刚愎自用、思想偏激,骂他残忍冷血、屠夫本性,实在不行了,还可以骂他“贼王八出生”(出自袁**),连画像都要画到极丑。他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历史功绩,我们从来都不提。

(三)

黄帝历4647年之后的几十年,“皇帝”认为自己不是皇帝,而是“农民的儿子”。而且也是“太祖”,换不掉,跟着他干吧,又“不轻松”(出自《让**飞》)。怎么办?他毕竟不是真皇帝,显然也不是洪武年间的那位,当然可以把对付王荆公的办法升级下对付他。他说要革命,我们就更“革命”,比他还“革命”。他说“超英赶美”,我们就“亩产十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说“要文斗”,我们就武斗,斗倒一切。要把他捧成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尽管他谦虚的说自己只是一个老师,那就继续捧,让他迷失,让他出错,等他死了,我们就把一切罪恶扣他头上,像骂洪武皇帝一样,骂死他,骂他是魔王、骂他是暴君、骂他反人类、骂他是腊肉......至于他建党建国建军、带领民族争得独立、摆脱被奴役地位、建成工业化强国、重塑民族自信等等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从来都不提。

(四)

黄帝历467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皇帝”认为自己不是皇帝,而是“人民的儿子”。而且是“太宗”,也不好换,他居然说“太祖”仍有七分功绩,居然还不把政权交给我们,不能忍啊,怎么办?他毕竟不是真皇帝,显然也不是洪武年间的那位,当然可以把对付王荆公的办法升级下对付他。他说变法,我们也说变法,说的比他还狠,做的比他还绝,无目的的变,无节制的变,不管他死了还是活着,都要打着他的旗号、借着他的名义,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信念”插到每一个官员的“思想高地”,要宣布一切公有皆是罪恶,要宣传市场绝对万能,要抨击国家壁垒的邪恶,要鼓吹工业产业的虚无(做衬衣和做飞机一样一样的)。至于他说的另一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就好了。要逐步引导这个政党丧失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国有企业的经济基础,从而分崩解散,并侵吞其资产,这样我们才好摇身一变成巨富,退居幕后能掌权。至于“太宗”,今天能把他捧成“总设计师”,明天就能骂他,骂他专制腐败,骂他残酷镇压学生,骂他矮、骂他猫,反正变法过程中发生的贫富不均、医患、警民矛盾等等所有的黑锅,统统让他背,至于他承前启后、接续奋斗,强国富民、稳定发展的历史功绩,我们从来都不提。

(五)

你们要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号召拍抗日剧,我们就积极响应,拍抗日神剧,手撕鬼子、裤裆藏雷。

你们要在电视网络空间拒绝黄色,我们就把胸剪掉。

你们实施“八项规定”,不让乱发福利,我们坚决执行,坚决到不发任何福利,坚决到把正常的员工福利统统停掉。

你们实施“八项规定”,不让办公室超标,我们坚决执行,而且比你还坚决,坚决到“严格”细化各项标准,让你们“打隔断”,“换桌子”,再花一笔钱。用形式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

你们实施“八项规定”,反“四风”,我们坚决执行,比你还坚决,反“四风”反到什么工作都不干。

你们要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也推,推到极致,我们会逼着每一名学生全、部、背、会。要有哪个学校的学生背不上,我们就利用网络,通报批评其校长。

你们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强调晚会的政治属性,我们就坚决执行,比你还坚决:插旗子、摆造型、说官话、喊口号,处处体现中心,处处提到大局,处处围绕核心。

我们就是要让观众厌恶你、让群众讨厌你,让学生、员工厌倦你,让全社会都反对你。风向右,我们就往死了“右”,风向左,我们就往死了“左”。实事求是从来都不是我们的作风,讲究“时、度、效”也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就是要让观众、员工、学生乃至所有老百姓觉得你们假、大、空,黑暗、独裁、专制、腐败、僵化、极端、反人类。

因为我们是高级黑。

(六)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摘自“819讲话”。

其实,旗帜鲜明的推进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形式上的旗帜鲜明。显然,关于“时、度、效”他们也是从来都不做、从来都不提。

显然,他们已经在用当初对付主席的手段,来对付大大了......

(七)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不问世事。有人说,是因其子王雱病故的缘故。我猜,他一定是明白了些什么,心灰意冷。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本是那位自称教师的老人曾经从罗隐处信手拈来评价李延寿的诗句,但据说他在晚年常常用来幽幽自语......

思之令人泪下。

2020/7/4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1912年7月15日〔28日〕)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文章[198](我们是从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199]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兴趣。
  俗话说: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可是这位受过欧洲教育的人,这位代表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人,在完全不管俄国、不管俄国经验和俄国文献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
  旁观者清。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文章正是这样的纲领),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方便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态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事态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它的早期的单枪匹马的先驱者贵族赫尔岑起到它的群众性的代表——1905年农民协会会员和1906—1912年的头三届杜马中的劳动派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这里我们试就孙中山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的“社会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光芒四射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还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还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他们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时,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某个老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
  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因此,这位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孙中出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是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50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家发财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城市。
  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掐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个问题往往不知所措。
  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娓娓动听而又如此含糊其辞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通过亨利·乔治式的某种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化。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没有其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地产“价值的增殖额”成为“人民的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3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一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0—191页,第21卷第904—917页和第26卷第2册第163—176页。——编者注]
  土地国有化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化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最容易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派为了“防止”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一种土地纲领,它的彻底实现会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
  是什么经济上的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得到推行呢?是把各种形式各种表现的封建主义摧毁的必要性。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同的国家通过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情况是错综复杂的。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大概会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主义君主派变成自由主义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载于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400—406页

「儒家不死,中国就无法真正进入现代化」这句话有没有合理性?

儒家不死,中国就无法真正进入现代化。

真的,这句话实在是太抬举儒家了。儒家是小农经济下地主阶级的理论。近代中国地主阶级的表现如何?地主阶级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失败了。地主阶级干不过西方殖民者,就开始给列强当狗一起联合起来压榨中国人民。

大清是英国给搞的海关带来的收入续命的,这点超过大清所有的自救努力。

地主阶级中给西方当狗腿子的一部分成了买办阶级。而买办阶级看不上儒家那一套,他们相信的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是中国现代化的潮流淘汰了儒家,而不是儒家不死,中国就没法进入现代化。

儒家在近代就像历史上所做,蒙古灭宋,满清入关,日本侵华,流水的政权,不变的地主。这些异族统治者知道需要这些地主为他们做事,而这些儒家地主阶级也知道这点。入关后,自有大儒为你背书不是玩笑。

西方殖民者,跟元清最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西方殖民者就是要从中国身上压榨财富,他们并不介意地主阶级是不是儒家。最符合西方殖民者利益的当然是信奉西方价值观的买办阶级,利用买办阶级压榨中国不是比落后的儒家更有效率。

不用太抬举儒家了。

2020/6/15

笑傲江湖中的历史

转自 赵皓阳微博

[cp]华语界有一红一黑两大影射体系,红的曾经是《雍正王朝》,现在是《让子弹飞》;而黑的则是现代影射界的老祖宗,《雍正王朝》爹的级别、《让子弹飞》爷爷的存在——金庸的《笑傲江湖》。

我们都知道,任教主影射的是谁。然而任教主在小说里是被困住的。教主是被谁困住的呢?东方不败,和东方不败的得力干将——梅庄四友。那么就很明白了,东方不败影射的就是胡服同志,梅庄四友就是胡服手下四大天王“彭罗陆杨”。

彭是黄钟公,喜欢搞一些历史的东西,抄一抄广陵散之类的曾经在东北是向左使的领导,后来发现向左使打仗打得赢,黄钟公就被比下去了,心里存下了芥蒂。后来主管黑木崖的政务,职位看似不高但能量极大,是梅庄四友的老大哥。罗是黑白子。主管公安,法律嘛,黑就是黑的,白就是白的;陆是秃笔翁,主管宣传的嘛,还是个“秃笔”,金庸真是恶政隐了;杨是丹青生,这个大家都熟悉了,当年跟西南余沧海在稻田上练轻功的故事举世皆知。

梅庄四友是如何困住任教主的呢?这其中大有学问。比如众所周知,任教主想发文章,秃笔翁就给挡回去了,说教主啊这个不好,影响咱日月神教团结。这你敢相信?一个宣传部长能把教主想发的文章挡回去。把教主气得不行,说你北京不给我发,我去上海发,结果跑到上海就发出来了。知道教主为啥喜欢南巡了吧?因为在北京他是聋子、瞎子、哑巴,说一句在“敌人心脏里战斗”毫不为过。

丹青生干的事就更过分了,主管机要,然后偷偷给教主装窃听器。大内侍卫隆科多在教主的卧室、卫生间和火车专列的花盆里发现了大批窃听器,顺藤摸瓜抓住丹青生了。这你敢相信?闻所未闻,耸人听闻。结果丹青生怎么解释的?说这是要留会议记录,因为任教主太伟大了,所以“高科技手段把教主的话一字不漏的记下来”,同时怕影响观感,所以偷偷装起来。这理由你信吗?你留会议记录,要装在教主的卧室里?要装在卫生间里?记录教主出恭的信息?所以教主难啊,想法文章被宣传口挡回来,日常生活被机要部门装窃听器,是你你不生气?你不想搞死这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人?

黄钟公就是明面上的逼宫了。当年7k人大会,黄钟公带头说:任教主虽然是个天才,但是任教主毕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的,那任教主带头做检讨吧。TMD把任教主气得够呛,心说我南昌会议说反浮夸,杭州会议说反浮夸,武汉会议还说反浮夸,你们有人听我的吗?我不止一次说你们指标定的太高了,你们都是左,我要“右倾”一点,有人听我的吗?结果上山开个会想刹下车,你们又先发制人,把彭帅弄倒了?现在7k人开会让我带头做检讨?这不就想要板上钉钉这锅我来背么?结果东方不败借着黄钟公的建议带动教徒鼓噪,说是啊是啊,教主虽然一直在提醒我们,但教主毕竟是最大boss嘛,所以你负一个领导责任也没问题的嘛,你不带头检讨,兄弟们也不敢反思自己啊。我看谁敢做检讨?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做这个检讨?

人品最差的还是黑白子。《笑傲江湖》里黑白子是个二五仔,真实历史中黑白子也是个二五仔(金庸的恶政隐水平高的很)。黑白子是向左使一手提拔上来的,是嫡系老上级,如师如父,后来看东方不败势大马上就成为了东方不败四大天王之一。任教主看自己势单力薄,提拔向左使掌军,但是向左使身体不好啊,经常住院。然后黑白子专门挑向左使住院的时候去气他,就是想把他一直气病发挥不了作用。一个大将,经常在病房里怒斥元帅——还是自己的老上级、老恩师,这个影响太TM恶劣了。

后来黑白子被清算,吸干了内里,一条腿也瘸了。当时花帅都看不下去了,赋诗一首:“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你想想,花帅是个老好人啊,不怎么参与这种争斗的,单纯就是一个公愤,趁着老上级生病当面辱骂老上级,搁谁谁也忍不了,“故人长绝”意思是他人品太差没有朋友了。后来黑白子女儿点点在在回忆录里面怒斥花帅幸灾乐祸,但是明眼人都看的粗来,花帅脾气这么好的老好人都看不下去了,那说明你黑白子做的那是什么事啊。

所以说任教主难不难?任教主难啊,你以为他在日月神教里真是一呼百应的吗?教徒对任教主从来都是“抽象肯定,执行否定”——把任教主捧成神,但是别妨碍我搜刮民脂民膏,别妨碍我的特权生活。一旦出了事任教主还能背锅——毕竟我们把你捧成神了,这件事你负首要责任,不过分吧?要是任教主像东方不败一样,也想过奢靡特权的生活,那也就没什么事了,大家一拍即合开心得很,我赚我的钱,你还能继续当你的神。但是教主的革命理想可比谁都坚定,跟日月神教的教徒们绝了,也是历史中的注定了。[/cp]

2020/6/6

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 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 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 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 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地瓜、青菜、瓜豆、芋头 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中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 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髙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 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 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 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作者:懂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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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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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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